整個來說，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農業水平較低，而且有武裝傾向。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代表人群是由北方南下農業較落後的民族(67)。但是，我們應注意夏家店上層文化人群的墓葬中，經常隨葬許多武器與護具。這些戰爭工具，顯示資源匱乏使得掠奪或保護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在戰爭頻繁的年代，農人傾向於以移動性的、可立即消費的漁獵、畜牧自給，而避免定居的’長期投資的農業活動。中國文獻中曾記載，在漢魏間的世亂結束後，地方官曾以沒收民間漁獵之具，來逼不定居的人民重歸農耕(68)。這也顯示，人類經常放棄農業、定居，以適應環境的變遷。氣候變遷的確可能造成人類大規模的長程遷移，但是以此解釋夏家店上層文化中農業的衰退卻是不足的。因為，即使是有長程遷移而來的人群，我們也應考慮他們如何適應新的環境，而不是堅信他們必然使用從前的生產技術。無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人群有多少是由北方遷來，更重要的問題應是，當地人(無論是當地上著或是遠近移民)如何對於新環境(氣候變遷與政治變遷)產生新適應。如果我們將考古上一個農業較發達的文化被農業落後的文化取代，都當做是人群遷移的結果，顯然是將問題簡化，而忽略了人類對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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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劉觀民曾注意到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低溫期，並以此解釋夏家店上、下層文化人群的變遷，他認為：「農業發達的居民逐步南徙，接踵而至的是農業發達水乎較低下的北方居民，並且這一趨勢時緩時怠地持續了兩千多年」。劉觀民，<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佈區域的變遷>，56。

(68)  《三國志·魏書》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記載鄭渾的功績曰：「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

遼西地區遊牧化與華夏邊緣的形成

由以上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內涵中，我們可以看出華夏與非華夏間的生態性邊緣已經形成。這個變化的關鍵有二：一是燕山以北與遼西地區人群的全面遊牧化，一是南方「華夏」的形成。這兩種力量相激相成。

遼西地區遊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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