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是這個人類生態變化的關鍵年代。在前面我們曾提及，遼西與燕山地區的春秋戰國考古遺存，主要表現在一些青銅短劍墓上。在大小凌河地區，在朝陽十二台營子、小波赤，喀左南洞溝、老爺廟，錦西烏金塘，都發現有類似的青銅短劍墓。凌源三官甸墓葬中的馬銜、馬鏕，以及五道河子墓葬中以馬牙殉葬，顯示在戰國時使用曲刀短劍、環首刀的墓主，更能有效的掌握對馬的使用，因而也在文化生態上人與馬有更親密的連繫。值得注意的是，

在考古報告中都未見有關居址的報導。在燕山一帶，也出現類似的人群。延慶軍都山、宣化小白楊、懷來北辛堡與灤平炮台山，都發現他們留下的(直刀)青銅短劍墓。在墓中流行以動物殉葬；這些動物，以馬、丰、羊、狗為主，除了個例外(北辛堡二號墓)，基本上沒有豬。在這些墓葬中，出土陶器少，且質地粗糙：沒有發現農業工具，也沒有發現居址。

以上燕山地區與大小凌河地區的青銅短劍墓，以及相關的遺物’動物遺骨，顯示早在春秋時期開始，在所謂「夏家店上層文化」分佈範圍內，另一波的人類生態變遷在蘊釀中。到了春秋晚至戰國時，這個生態變遷明確化了。那就是，大小凌河與燕山北麓一帶人群的「武裝化」傾向愈來愈強，人們對於草食性動物的依賴也愈來愈重。這時馬的馴養、駕御技術已成熟而普及。利用馬在戰爭上，以及在牧養其他動物上，可增加機動性以調節家庭人力的運用，這對於草原或森林草原遊牧業的產生有決定性影響。相對的，農業與養豬在人類生態上已失去其重要性。因此，定居已無必要，而需經常遷移。遷移，對於武裝化與畜養草食性動物的人群而言，是一項有利的社會因素。

在這些地區的遊牧化過程中，狗的地位不能被忽略。由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到春秋戰國時期，狗在遼西與燕山地區人類生態中都扮有重要的地位。在前面我們曾推測，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牠們曾被人們用來幫忙驅趕豬。後來，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中，由前述赤峰紅山后獸骨遺存所見，牠們也被用來驅趕草食性動物。當時馬的利用尚未普及，因此在牧養草食動物方面，狗有相當的重要性。後來，在春秋晚到戰國的青銅短劍墓時期，馬的馴養與利用已相當普及，但狗在考古遺存中仍佔重要地位。甚至到了漢代，活動在西遼河地區的烏桓、鮮卑人死後仍要以狗殉葬，希望以狗牽引亡魂歸於「赤山」（69）。在馬被用在遊牧後，狗在本地區人類社會中的功能可能是狩獵中的助手。漢代遼西地區的烏桓、鮮卑，薩彥一阿爾泰地區的堅昆，貝加爾湖附近的丁零，以及許多後來在這些地區遊牧的人群，都經常在林中獵皮毛動物出售（70）。在近代多森林的東突伐地區(薩彥嶺附近)，狗也是當地人狩獵中不可缺的助手(71)。這是森林草原遊牧人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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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90／80。

(70)  《三國志集解》引《魏書》稱鮮卑產「貂、纳、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這些林中動物，顯示當時鮮卑活動的生態區有相當豐富的森林。有關薩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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