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羌族內部，並非所有被稱作羌族的人，都同意彼此對「過去」的記憶與詮釋。在各地羌族的社會歷史記憶中，我們知道，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羌族社會歷史記憶」。不同地區的羌族、教育程度不同的羌族、居城與居鄉的羌族，都有他們自己銓釋「過去」的方式。有些「過去」成為一種記憶結構，如被打散的強大羌族、拯救國家危難的羌族、受漢人欺騙而住在山上的羌族等等，被不同背景的羌族填入不同的歷史記憶，但其結構性意義是一樣的。有些，如「大禹故里」，成為北川與汶川兩地羌族知識分子爭論的焦點。作為大禹後代，他們所爭的主要是誰在本族群的核心，誰在本族群的邊緣。兩地羌族都希望自己是「主體」是嫡系大宗，別人是「分支」是小宗，以此確定自己的優越地位。

在他們的爭論中，無疑北川目前較佔上風。大禹故里幾乎成了北川的招牌：大部分的中國學者或一般民眾，都認為大禹出於北川。北川在這場關於「過去」的戰爭中得勝的原因，或這種大禹故里「集體記憶」的創造過程，是相當清楚的。招開全國性大禹學術研討會，出版觀點偏向北川為大禹故里的會議論文集；出版各種有關大禹的史料，加上有利「大禹生於北川之說」的詮釋；製作、發行錄影片、書籍，以宣揚北川有關大禹的地理古蹟：舉行各種大禹紀念會。如此，透過地理標誌、影象、文字等「記憶媒介」，及各種會議與紀念會等強化記憶的集體活動，一些選擇性的記憶成為普遍的集體記憶。凡此種種，都因北川能夠從綿陽地區得到大量的經濟與行政支持而能順利推行。

因此，「羌族認同」的產生及其本質便是：當一些村寨，溝或地區人群被稱作羌族時，一方面在現實的羌漢、羌藏關係中，他們藉著各種歷史記憶強調本民族在整個華夏及其邊緣族群中的優越地位，來建立一種我族意象，並以相關記憶設定羌漢、羌藏的族群邊界。另一方面在族群內部，許多個人、次群體都在述說自己的「過去」，以此定義「我們是誰」，以及「我們中誰最優越」。兩性間、城鄉間、地方群體間、社會階層間不對等的經濟、文化與政治關係，使得這些述說過去的聲音有強有弱，如此「共同的羌族歷史文化」被優勢者定義或創造出來。因此，造成並強化羌族認同的「共同起源」，並不是他們間自然產生的社會歷史記憶，也不是優勢族群(漢族)強加諸他們身上的記憶，而是他們與漢族之間，他們中各次群體之間，在現實族群關係的利益抉擇下對於「過去」的選擇、爭辯與妥協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