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初，当萨班迫于蒙古的武力，以极大的勇气走出西藏高原前往凉州与阔端会晤之时，他或许未曾料到他此行将给西藏带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元朝统治西藏过程中，西藏教派势力因不失时机地向元朝统治者施加了宗教上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西藏与元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宗教关系为基础的深刻利益关系。由于忽必烈本人及整个元皇室集团对藏传佛教的崇信，西藏教派势力从元朝手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自八思巴始，西藏宗教领袖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师的做法成为制度。帝师是西藏教派势力在元朝的总代表，在元朝宫廷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帝师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以帝师为首的西藏教派势力加人到元朝政体之中，成为元朝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局面不但导致了元代以帝师为首的西藏教派势力向元朝京城（今北京）及元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发展，同时也为西藏本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促进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元朝一代，除帝师外，大批西藏僧人亦受到元皇室的尊崇，他们或受封为王，或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或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种封号。史载元代（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至于西藏各地方领主来京谋求职位、封爵之人则更多不胜计。这也促成了大批西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史载："尝经平凉、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图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不能容，则假民舍。"（傅老传'此外，元朝统治者对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僧人的各种赏赐数量之巨、次数之多也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些赏赐财物很大一部分流人了西藏。以致当时有人曾发出"今国家财赋，半人西番"和"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的感叹。故元代，西藏与元朝的关系显然已超越了简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而是具有了深刻的利益联系的内涵。这种深刻的利益联系不但促成了西藏社会的空前开放，也给西藏社会带来了可观的发展。

　　明代，西藏社会的发展继续呈现了开放特点。明朝对藏区实行多封众建、定期朝贡和优予市贡之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以经济手段来加强明朝对藏区各地教派及地方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所以，有明一代，西藏对明朝的朝贡可谓趋之若骛，而且朝贡使团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宣德、正统年间，西藏朝贡使团尚为30－40人，景泰年间增至200－300人，到天顺年间猛增至2000-3000人。嘉靖十五年一年西藏朝贡使团竞多达四千多人。可以想象，当多达几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穿梭于西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贷。"这些朝贡使团不但能从明朝政府那里获得丰厚的赏赐财物，而且也直接从内地购得大量物资带回。所以，经济联系遂成为西藏与明朝之间最根本和最广泛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西藏的朝贡者主要是以诸王（明在西藏封了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为首的各宗教首领和其下属僧人集团，因此，明朝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财物实际上大量流人了西藏各寺庙之中，成为寺庙重要的经济来源并大大促进了寺庙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寺庙实力。当时藏区不少新建寺庙均是用明朝的赏赐来修建的。如黄教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就是释迦也失从明朝带回的赏赐所建。终明一代，大量财富流人西藏不仅促成了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而且由此导致西藏寺庙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宗教势力的增强，无疑也为17世纪西藏统一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明末清初以藏传佛教由西藏向东北部整个蒙古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为契机，西藏历史再度呈现了高度开放的发展局面。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与格达汗在青海的会晤及其在蒙古的传教活动揭开了蒙藏宗教关系的新篇章。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世于蒙古俺达汗家族则标志着蒙藏宗教关系向政治关系的过渡。此后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均各自依托于蒙古势力而在西藏展开了激烈的权力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