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其结果是导致了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人藏和以蒙古力量为依托的西藏格鲁派统一政权的建立。此后随着清朝人关及清对蒙古势力的逐步收服，西藏地方政权开始转而依附于清朝。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的朝清行动以及西藏在遭受蒙古准噶尔部人侵之时对清朝的依赖，均反映了西藏在缔结同清朝的政治关系方面所表现的勇气和积极主动的姿态。可以说，明末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西藏统一地方政体的形成及其一系列发展，均是在西藏社会全面开放与积极主动地寻求蒙古和清朝支持的基础上得到实现的。
近代以来，当西藏面临着英、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之时，也始终未放弃主动依靠和寻求清朝及民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之政策，始终积极地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并以之为后盾与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周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赴京和九世班禅前往内地之行动都无不充分说明这一点。此外，自吐蕃时代以来迄至于近代，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上所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和交往也几乎从未中断过。
不过应当指出，就藏族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开放虽是基调和主流，是突出特征，但开放却并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并不意味着藏族的历史发展在任何时期均以开放为特点。事实上，自18世纪中叶即七世达赖开始执掌西藏政教两方面权力起，亦即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逐步趋于定型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也逐渐趋向了相对的保守和闭封。不过，藏族社会在清中叶以后逐渐趋向于保守和封闭，很大程度是与当时统治西藏的清王朝在世界格局变化中趋向于保守和封闭相一致的。但从宏观与整体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却不难发现开放与藏族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甚至可以说，藏族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大转折和大发展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同时也是其最为开放的时期。
二、开放之阶段性、特点及促成开放的原因
总体而言，藏族历史的开放可以9世纪中叶为界，划分为吐蕃和吐蕃以后两大阶段。
吐蕃时期的开放是在各个方面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收，同时也包括了在民族成分上对青藏高原地区各部落与部族的兼并、同化和融合。故吐蕃时期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吸纳、兼并和融合，是兼收并蓄。因此，对藏族与藏族文化来说，吐蕃时期既是青藏高原整体文化的形成和奠基时期，也是藏族自身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吐蕃以后藏族社会的开放则是在对外来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并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同周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此，吐蕃时期开放是全方位的，而吐蕃以后藏族社会的开放则主要是呈现了东向发展的特点。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自13世纪以来西藏与元朝、明朝和清朝等中原政权在政治结构上形成的有机依存关系以及在经济利益、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和北方蒙古之间所发生的深刻联系。藏族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惊人的开放特点显然不是偶然的，而应与其所处的高原地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体说来，促成藏族历史呈现开放特点之原因，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原地域原因。由于藏族所处的高原地域环境本身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加之其自然条件较为严峻，物产寡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族文明的物质发展水平。与此相反，西藏周边地区的各种文明，无论是中原文明、南亚文明或是中亚文明，因其所拥有的地理环境、交通和自然条件都相对优越，故其文明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在历史上，藏族文明的物质水平与周边的文明地区相比，始终处于一种较低的发展水平和相对滞后状态。这种状况，决定了藏族文明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本能地产生一种突出其封闭的高原环境，向周边各文明地区汲取营养的强烈需求，产生主动趋向周边发达文明地区并向其倾斜和靠拢的趋势。西藏文明在地域空间上的这种本能的向外发展趋势，不但是其自身物质与经济利益方面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具有在文化上广泛吸收外部文明营养之要求。吐蕃王朝的扩张及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纳，就正是这种趋势的典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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