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发展其宗教的需要。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传人吐蕃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使吐蕃在佛教文化方面与印度、西域和中亚的佛教各国乃至于中原地区的交流、沟通和联系成为必然。这在西藏佛教后弘期以来，即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藏族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佛教文化而必须与周边的各佛教流传地区保持交往联系并汲取其营养；而另一方面同样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佛教，藏族也本能地需要用佛教文化去对周边的民族进行渗透和施加影响，用自己的佛教文化去影响和征服其他的民族。这一点，在藏族积极致力于对蒙古人的宗教影响上表现最为突出。事实上，在藏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藏传佛教始终是藏族不断吸收和同化周边民族的最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历史上，藏族对羌人的同化，对蒙古人的影响以及对西北和西南等地众多部族的吸纳和融合，均直接得力于宗教，甚至很大程度上也恰是通过宗教的途径来实现的。所以，发展和传播宗教的需要，同样是促成藏族开放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其政权与政治形态发展的需要。1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复兴，佛教在西藏社会中逐步普及并占据统治地位，这使得西藏社会开始朝着宗教性社会的方向发展。其具体标志是：1．宗教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2．宗教组织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3．政治上形成政教合一政体。西藏向宗教性社会的转化，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导致了世俗政治机构的弱化，即世俗政治力量均以宗教教派组织为依托而存在；二是导致了武装力量的弱化。这使得西藏的政权及政治形态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但任何宗教势力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世俗力量从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鉴于西藏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化，西藏本上宗教力量及其政体客观上就产生了向外部寻求世俗政治力量支持的需要。这一需要，在13世纪恰好以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为契机而获得实现。所以从元朝开始，逐步形成了西藏教派势力依靠中原或蒙古世俗政治力量的支撑来发展的局面。明末清初，在西藏内部格鲁派与藏巴汗两大集团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激烈冲突时，双方均同时采取了寻求外部蒙古力量支持并与之结盟的做法。桑结嘉措执政时曾试图从西藏驱逐和硕特蒙古的势力，但他采取的手段同样是借助另一支外部势力蒙古准噶尔部来达到目的。1727年卫、藏战争中，卫。藏双方从一开始均主动要求清廷派军队援助自己，最后又一致将最终仲裁权交给清廷。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七世达赖同样采取了维护清朝利益、依赖清朝的力量来平息暴乱的做法。范普拉赫先生在谈到卫藏战争期间卫、藏双方均要求清朝皇帝提供帮助时也说："至此，藏人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向外邦统治者请求帮助的习惯已经完全形成。"西藏地方政权这种强烈依赖外部世俗政治力量的机制由于深深植根于西藏特殊的社会结构之中，因而极富生命力，并促成了13世纪以来西藏社会全面开放的发展格局。

藏族的发展历史证明，藏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充满活力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民族，一个具有巨大的兼容性和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一个具有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和辽阔地域分布的民族，是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惊人的开放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其开放性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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