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①

这里所说的“明德”就是指设立官僚机构以后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大变化，使社会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境。

这种官僚制度的特点是“世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卿世禄”或“族卿族禄”。所谓弃为后稷，我们不应该理解为仅仅弃一个人当过主管农作的官僚，而是说弃所代表的姬姓部族曾经担任这方面的职务，直接的担当者就是周族的部族首领，父死子继，世世相传。在这里，国家公共职能是由各部族分担的，既受到各个部族的互相评价，也受到帝王的监督和制约。到了皋陶的时候，这大好的局面更加辉煌：“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②

第四，刑罚制度的创立。舜在执政的时候还建立了刑罚制度。《尚书·尧典》说：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有关刑罚制度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但象刑、流刑、鞭刑、扑刑、金刑（赎罪法）的大致框架确实初创了。当然，这里尚未见到监狱制度的设立，但甲骨文中有“圉”“枷”等字，可作参考。

第五，国家宗教的建立。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中国上古国教建设始于颛顼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明确地记载此时建立了相关的祭祀制度，并赋予了祭祀制度相应的内涵。继颛顼之后居统治地位的是帝喾所代表的部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时期继续稳定推行颛顼的事业，“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迎送日月是指创立了弦、望、晦、朔的历法，并且建立了迎日送月的制度。具体情形在商周宗教活动中有生动反映。到了帝尧的时候，国家宗教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对此均有细致的载录，《史记》的文字更加平顺，兹引述如下：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导）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郊）。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导）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这段文字详述了尧的时候，从迎送日月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历法制度，确定了每年的日、月、四季，以及每个季节的星象和物候。虽然我们不宜将“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作机械式的理解，但可以肯定此时进行了历法方面的重大建设。而在人类古代文化中，历法制度从来都是宗教制度的组成内容，历法官员正是神职人员。帝尧年老的时候，命令舜摄天子的职位。舜摄政之后，马上行使了一套严整的国教典礼仪式。《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从描述的内容看，很像是商周时期的郊祀制度：祭祀的神灵有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而以上帝为核心。郊祀制度是中国上古国家宗教制度的核心，它的建立标志着信仰体系和祭司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上古国家宗教的最终创立。

前述五项特征，是从既存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来的，虽不排除还有其他枝节方面（如职贡制度），但大体在此。兹同前述谢维扬教授的理论构架比照，可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