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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景仰崇拜的名人,其热情、意志和决心,当是不难想见。刘邦如何见到张耳,张耳如何接待刘邦,其间的详细,史书上没有记载。史书上只是说,刘邦曾经数次从沛县来到张耳门下作宾客,随同活跃于江湖,前前后后,在外黄住过数个月之久,可见得他们一开始就上下相处得相当融洽,从此而延续不断,终身不渝,共同称王后成为儿女亲家。
刘邦跟随张耳,大约是在刘邦17岁到30岁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39年到225年之间的战国末年。以秦国的历法计,正当秦王政8年到22年。公元前239年,秦王政20岁,亲政掌权。前230年,刘邦26岁,秦王政命令内史腾攻灭韩国,建立颖川郡。前228年,刘邦28岁,秦军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安。前226年,刘邦30岁,秦军攻下燕国首都蓟城。前225年,刘邦31岁,秦军水灌大粱,大粱城坏,魏王魏假投降。秦灭魏国后设置了东郡和砀郡，外黄县归属于砀郡。秦军进入外黄以后,开始整顿秩序,打击民间不法势力,不久,游侠名士,故外黄县令张耳被秦政府通缉。追捕之下,张耳逃离魏国地区,隐姓埋名,在本来属于楚国的陈郡陈县潜伏下来。刘邦与张耳的主从游侠关系,由此中断,刘邦的游侠生涯,也由此告一段落,而时代潮流，一步步进入帝国。
十二 拂臣艰险论
明人唐顺之著有《信陵君救赵论》,从六国救亡的角度,肯定信陵君窃符救赵无罪有功。他说:“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以兵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行文铿锵紧凑,持论中肯有力,不乏历史眼光。长平之战以前,燕国弱小,齐国衰退,秦国在秦昭王的坚强领导下,先后得到穰侯魏冉和谋士张禄的策划协助,任用天才的军事将领白起,先击败韩魏联军,后攻占楚国的国都鄢郢,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秦军又在白起的统领下,将赵军主力消灭,天下已经没有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了。秦军围困邯郸,赵国亟亟可危。当时形势下,赵国是阻止秦国吞并六国的最重要屏障,一旦赵国灭亡,韩国、魏国和燕国失去后援和依凭,亡国指日可待,韩国、魏国和燕国归秦,楚国和齐国就直接面临秦军的包围,战不能胜,守不能保,也只有被消灭的命运。从而,以多国间战略的角度论,援救赵国,就是保卫魏国,也就是保卫六国,以历史的结果而论,信陵君救赵的成功,使秦国吞并六国的时间,延续了四十年,大粱不至于早成废墟,安釐王身前免于成为秦军俘虏,都不可不谓是信陵君的功绩。信陵君窃符救赵,大有功于魏国和六国,断无非议的余地。
然而,唐文先扬后抑,转而却从君臣论的角度,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专重人际间恩信,无视魏王的权力威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他说“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唐生此议,以明代君主极权的专制臣道,衡量战国纷争时代的君臣关系,失之远矣。荀子是信陵君的同时代人,他著有《臣道》一文,称信陵君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荀子以为,君主有错谋错事,即将危及国家社稷之时,能够救亡存危,解救国难者,唯有谏、争、辅、拂四臣。谏臣,就是劝谏之臣。谏臣以礼劝谏君主,用则留,不用则去。争臣,就是死争之臣。争臣以生死强谏君主,用则生,不用则死。辅臣，就是辅矫之臣。辅臣能够合谋同力,率领群臣强力匡正国君,国君虽然不安,却不能不接受,国家的祸患由此得以解除,最终得到君尊国安的结果。拂臣,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窃取君王的权力,纠正君王的错误,安定国家于危难之时,解除君王于失政之辱,最终大利于国家社稷。信陵君窃符救赵之时,赵魏唇亡齿寒的大局已明,晋鄙军出动越境,魏王途中畏惧狐疑,导致魏军鼠首两端,时局陷于非常,失去正常解决的余裕。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用非常的手段才能解决。当此之时,信陵君行拂臣之行窃符救赵,虽然逆拂了国君的权力和意志,却安定了国家社稷。臣道的根本,是从道不从君,国家社稷在先,君主帝王在后。当此之时,信陵君先谏诤后拂行,违逆然后有功,功成之后,遣军归还魏王,自己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政治流亡,他的行为,不顾生死而无私心,忠诚无忌而至于大公,可谓通于臣道之极致, 臻于四臣之峰颠。
峰颠极致,也是危险的顶点。拂臣之行,已经抵达臣道的极限,虽然挽救了国家社稷的危难,却动摇了君王统治的根基,也断绝了继续为人臣的后路。信陵君身处战国,得门客之助,高游侠之行,他明智地选择了客居赵国的流亡生活,既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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