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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史料搜集范围。全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細靡遗。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于《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东北史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读后，在日记中谓该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1] 。其实全先生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1949年后，全先生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讨之列更扩及中外档案、书信、年谱、碑刻、矿冶资料及地志。1961年，全先生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两年期间，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55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按，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为了参考西班牙人过去330余年间的统治经验，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统地搜罗西班牙公私文献，迻译为英文，辑成是书。因中国邻接菲岛，当西班牙人的势力从美洲墨西哥扩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以后，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故书中有关中、菲、美贸易的史料非常丰富。自西班牙占领菲岛后，输往中国的银货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史籍记载几付阙如；全先生以是书为根据，搜罗详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研明中叶以还中、日、萄、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发为累积效应，取得累累硕果。
3、吸收西方经济史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全先生甫进史语所，即勤习英语[2] ，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学说启发，认为“约由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较占优势”，撰成《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文中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商业盛衰对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关系密切。当交换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费品，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时，交易过程是C（自己所余货物）—M（货币）—C（自己所需货物）；反之，当交易频繁、专业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费者从事商贸，货币需求因而大增，交易过程便转变为M（货币[自己资本]）—C（货物）—M（货币[含有利润]）。汉末以后因战乱的影响，商业衰退萧条，货币使用自亦相应退步。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提拔，全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 P.Usher,Shepherd B.Clough及John 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的基础。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先生受Usher及Nef等论著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决定关系至巨，籍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1955年全先生重访哈佛大学后，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发现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价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这一项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显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Earl 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布的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所启迪。全先生胪列多种史料，参考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Iry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按全先生文中没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细针密线的分析，发现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对物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即使遥远中国亦被波及。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全先生实事求是，不先入为主，削足就履，根据先有的模式选择材料。
4、重视量化及数据。中国史料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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