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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隋炀帝因为要游幸江都而开凿的运河，完成不久之后，由于历史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此后的六百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这一条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国运的盛衰隆替，其关系的密切简直有如真正的动脉之于身体那样。本写作的目的，就在从动态方面考察这条动脉与唐宋帝国的关系。
隋炀帝自大业元年（605─6）起开凿的运河，除由黄河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在本文中关系较小外，有三部份最为重要：（1）通济渠─自西苑（河南洛阳县西）引榖水到黄河，又自板渚（河南汜县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2）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县治）引淮水至扬子（江苏仪征县东南）入长江；（3）江南河─自京口（江苏丹徒县治）引长江水至余杭，入钱塘江。不管运河开凿的动机
是否像史书记载那样纯粹由于隋炀帝的游幸娱乐，为著要了解牠在唐宋六百多年内所发生的重要作用，我们对于牠开凿前后的客观形势有详加检讨的必要。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帝国崩溃以后，经过了四百年的分裂扰乱，到了隋唐宋时代，大一统的帝国又复出现。可是，这时的帝国在政治方面虽然像秦汉时那样大一统，在经济方面，因为经过许多历史潮流的激荡，却不复像秦汉时那样，而表现出现非常剧烈的变动。在这种变动中有一个特征尤为显著，这就是经济重心的南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中心在北方（较偏于西）。水利灌溉对于中国西北黄土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贡献；因为由于黄土的多孔性和毛细管作用，只要得到充分水量的供给，牠便可像海绵般吸收水分，把深藏在地底下的矿物质带上来，以便榖物的根来吸收。因此，中国西北的黄土，经过适宜的灌溉后，便成为最肥沃的土壤，可以生产多量的农作物。我们的老祖宗对于这个道理有深刻的了解，远在战国至秦的时代，他们已经在黄河上游大兴水利。例如在河南北部，史起利用漳水来灌溉的结果，原来不宜于生产的咸苦之地却一变而为稻粱的重要产区。又如秦开郑国渠的结果，关中四万余顷沼泽咸苦之地，因得到充分水量的灌溉，生产量至为丰富。至于当日的南方，资源虽然非常丰富，但还谈不到开发，处处都表现出劳力不足，生产技术幼稚，资本蓄积贫乏的状态。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北不在南的情形，自隋代起发生激剧的变动。原来自汉末以后，由于大一统局面的瓦解，胡族的入侵，北方各地曾经长期蒙受惨酷的战祸。这些战祸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土地的荒芜。固然，当战争停止时，有些土地也恢复生产，但要完全复元，却是不可能的事。北方土地的生产力既然日渐耗竭，到了唐宋时，耕地的面积便一天比一天的减少下去。例如秦开的郑国渠，和汉开的白渠，在关中一共溉田四万余顷；及唐初永徽年间（650─655），却只灌溉一万顷左右；其后到了大历年间（766─779），更减至六千二百余顷。再往后，到了北宋至道二年（996），关中水利更远不如唐代，这时两渠所溉之田连二千顷也不够了。复次，战国时史起因引漳水溉邺而兴修的水利工程，到了唐宋时代，也废弃无用，以致昔日可耕之地都变作荒田。此外，宋代河北又因与契丹为邻，及黄河屡次泛滥，农耕之地越来越少。
当北方经济日形衰落的时候，南方（较偏于东）却脱离了史记货殖传所描写的“地广人稀”及“无积聚而多贫”的状态，而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盛的地方。原来自从汉末乱离以后，北方人士有鉴于战争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多避难到比较安全的南方去，其中尤以五胡乱华晋室南渡时为甚。这一大批生力军南迁以后，正好利用他们的进步的技术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来开发南方蕴藏丰富的处女地。因此，经过这次历史上的大移民以后，南方经济便渐渐发达起来。这种情形，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显著。《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论〉云：“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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