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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可是，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连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榖挼穗，以供禁军”（《唐会要》卷87）。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藉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著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4）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
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运河复航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此外，河汴间亦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
面对著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著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责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的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
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通鉴》卷226）。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艎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新唐书》卷5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绹挽舟”。这些麻枲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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