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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官员也包括在内，但高宗时官员的激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后，到了武后时（684－705），因为要收揽人心，官员人数增加得更为利害。再往后，到了中宗（705－710）睿宗（710－2）时代，官员增加的趋势还是继续下去。
当日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俸禄的开支便要跟著增加，从而运河的负担也就特别加重起来。《新唐书》卷126〈卢怀慎传〉云：“神龙中，迁侍御史。……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这种情形，到了开元年间还是一样的严重。开元二十一年（733─4）裴耀卿的奏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通典》卷10）。
复次，约在上述政府组织扩大，从而官员人数激增的同一时间内，唐代的兵制又发生激剧的变化，即由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他们自给自足，不用政府供给衣粮等物，故关中驻兵虽然很多，政府经费的开支并不因此而特别增大。可是，自高宗武后时起，府兵制已经逐渐崩坏；其后到了玄宗开元十一年，由于张说的提议，政府遂改府兵制为募兵制，这样一来，唐代兵制遂由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从而军队的给养亦改由国家负担。这自然要影响到政府经费开支的增大，从而每年漕运的数额也有大量增加的必要。关于此点，宋代的吕祖谦已有详尽的发挥，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卷4说：“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行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四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当关中对江淮物资较前特别需要的时候，每年像高祖太宗时那样经运河输送入关的微小数量自然不能满足，从而有扩大漕运数额的必要。可是由江淮到长安的路程很远，要增加漕运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有许多困难存在著。唐初由南方运往中央政府的物质，包括人民当作租来缴纳的米，和当作庸调来缴纳的布帛，而两者中米粮一项尤为重要。江南各地的人民，除缴交这些物品以外，并须各出脚钱（运费），以便派人用船装载运往洛阳。负责在这一段路上运送物资的人，由于经由各河水深浅的不同，他们因沿途停滞及另雇河师水手而受到的时间上和物质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虽然如此，处于长安和江淮之间的洛阳，因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质由江淮到达，以便转运往北方各地来使用。
江淮物质运抵洛阳以后，还要经历八百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在这绵长的路上，洛阳陜州（今河南陜县）间三百里的运输最为困难。唐初因为船只航经三门底柱的险滩（今河南陜县北黄河中）时常发生覆溺的惨剧，这两地间的运输多不经由黄河，改走陆路，用大车或马来运送。陆路运费非常昂贵，人们也想到改善黄河航运，以代替这种不经济的运输。高宗显庆元年（656─7），由于苑西监褚朗的建议，政府曾派兵六千人凿三门山，以便船只到达三门底柱时改用陆运，但结果没有成功，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在三门山凿栈道，以便船上滩拉纤之用，但拉纤时船夫多因绳断坠崖而死，成绩并不怎么满意。
江淮租米运抵陜州太原仓后，复由黄河运往位于渭河河口的永丰仓。这一段路线全赖水运，问题比较简单。运抵永丰仓的米粮，因为渭河不便航运，又须用牛车运往长安的太仓。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榖输京师，牛死什八九”（《通鉴》卷209）。可见这最后一段运路的运输工具也是很有问题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唐初由江淮运米到长安去，要经历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在这一大段路程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大的心思与劳力来加以整顿，运输全赖水道，交通尚称方便。至于洛阳以西一段，因为隋代政府并没有怎样整顿，故到了唐初，运输还是非常艰难劳费。当日洛阳以西的运输既然有这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上述高宗以后关中因政府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然不能满足。这样一来，由于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不能密切连系，这个大一统帝国的中枢便常常表现出困难来。为著要弥补这种缺憾，政府遂把交通便利，江淮物质到达较易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遇必要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由长安迁移到那里去办公。
洛阳在隋代已被建为东都，但到唐武德四年（621－2）又复废罢，改称洛阳宫。及显庆二年（657－8），由于事实上的需要，高宗又建为东都，由于那里交通方便，四方（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租赋易于集中的原故。东都建立以后，他便时常行幸，即由长安搬家到那里去居住。高宗行幸洛阳的时间很长，而且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自显庆二年建东都时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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