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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的长途运输比较起来要好得多。因为船只既然只走一段较短的路线，便可不因等候前途之水的涨退而常常停滞，从而大大的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同时，船夫只航行于水性较为熟悉的河道中，也可不至于行驶太慢，或发生危险。例如过去“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如今规定江南租船在河阴仓卸下租米后，便可驶船南返，不必航行于水性不大熟悉的黄河中，自然可以免除许多流弊了。复次，贮存在河阴仓的米，等候河水深度合适时才用船装载西运，令“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运输的效率自然可以增加了。此外，因为要避免上滩的危险，他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以便改用车来运送，自可较为安全。本来沿途都用船来运送的米，运到这里又要改走陆路，自然不免麻烦；但这段短距离的陆运，和从前陜州洛阳间三百里的陆运比较起来，也著实方便得多了。
除上述外，裴耀卿对于漕运物品的种类，也有一些改革。以前江南百姓派人把租米用船运往洛阳，须自己负担运费。如今政府规定这些租船到达河阴，把租米卸下后，便可转回南方去，不必像以前那样另外转雇河师水手来在黄河航运。这样一来，由于河阴洛阳间运输责任的免除，江南百姓自可省下一部份运费，船夫亦可较前空闲。对于这些剩余的运费与时间，裴耀卿曾设法加以利用。他把江淮百姓以地税名义缴纳来存贮于义仓的粟，变造为米，以上述剩余的运费，令船夫运往河阴，然后转运往长安。因为“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般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现在利用江南租船因免赴洛阳而剩下的时间和运费来运往河阴，以便转运往关中来满足那里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可大大增加这些义仓粟的效用。
裴耀卿利用分段运输办法来转运江淮租米和由义仓粟变造之米的结果，“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旧唐书》卷49〈食货志〉作四）十万贯。”无论关于运输量的增加，或运费的减省，都有惊人的成绩。由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关中粮食的供给遂有大量的增加。正当这个时候，关中农产的收成又非常之好。这样一来，关中米粮的供给较前特别增加的结果，价值自要因供过于求而下跌。为著要免除榖贱伤农的流弊，和增加公家仓廪的蓄积，政府遂于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关中人民用米代替绢来缴纳庸调资课，并在关中一带增价收买粮食，名曰和籴。同时，关中既因粮食过剩而对于江淮租米的需要大减，政府又下令停运江淮租米，而改运布来作租缴纳。
自裴耀卿后，还有好些人继续努力来改善长安与江淮间的运输，以便当日军事政治重心能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在上述裴耀卿改善漕运的设施中，他在三门北凿山开路来通车运的办法，最受人们的批评；因为由江淮北来的米，沿途都走水道，及运到这里，却要弃水就陆，转运者自然要感到麻烦。为著要弥补这个缺憾，到了开元末年，陜州剌史李齐物遂在三门凿山开路，以供船只过滩时船夫拉纤之用。他这回凿山的工程大约要比从前杨务廉做得好些，故船只上滩时失事较少，但事实上因为滩险水急，想要得到绝对满意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同时，陜州洛阳间的陆运也有相当的改革。
其后，对于漕运的改进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韦坚。韦坚于天宝元年任陜州剌史，兼水陆运使。他根据隋代关中漕渠的旧迹，于渭水之南开凿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这条漕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的水东流，中间横断灞水和浐水（二水均南北流），东至华阴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渠成后，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一来，在永丰仓和三门仓存贮的米，都可用船一直运往长安，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用牛驾车来运送了。关中运道既然大为改进，粮食的运输量自然有激剧的增加，故在天宝三年，“岁漕山东（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粟四百万石”（《旧唐书》卷105）。不特如此，韦坚又“请于江淮转运租米，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差富户押船。若迟留损坏，皆征船户”（《旧唐书》卷48）。按江淮各地的义仓粟，自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起，曾经大量的变造为米，运往关中。如今韦坚更进一步的把江淮义仓粟转买轻货，令富户负责北运，以增加关中的财富。因此，当日关中的富裕，不限于粮食方面，就是在其它各种物资的供给上也表现出来。
现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玄宗时代的下半期，政府之长期的驻在长安，实在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必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媒介，便可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直接连系起来。这一种连系，由于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江淮义仓粟的利用，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因为裴耀卿把义仓粟变造为米，韦坚以义仓粟转市轻货来运往关中，都足以增厚关中的经济力量，无形中使江淮成为这个军事政治重心的深厚稳固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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