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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埇桥，为运河交通的要冲，从前李正己及李纳两父子即以兵驻在这里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汴州前后为李灵耀及李希烈所据，运河的航运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障碍。接受这许多事实的教训以后，政府遂在这两个地方配置人数众多的劲兵来防卫，选择精明强干的官员来治理。例如在徐州方面，以老诚练达的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事的高明应来作长官；在汴州方面，则由有收复汴州之功的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著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份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著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著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藉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渡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份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呢？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于元和“元年，平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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