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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行幸过七次。高宗死，武后（683－705），临朝称制。她独揽大权后，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在她执政的二十余年内，除由大足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在长安居住两年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居住。她所以长期留居洛阳，固然与她的政治野心有关，但当日两都经济状况的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高宗死，武后拟护送灵驾入长安的时候，陈子昂即以长安物资的供给远不及洛阳那样方便为理由，而加以谏阻。
其后武后回长安居住时，李峤为神都留守表请车驾还洛，也以洛阳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为理由。及武后于长安三年冬返洛后，明年又拟再幸长安。杨齐哲大加反对，其所持理由与陈子昂所说大同小异。玄宗即位以后，又屡次行幸洛阳。总计在最初执政的二十五年内，他行幸洛阳的时间共九年余，即占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所以这样屡次行幸洛阳，也和高宗武后一样，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唐自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的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激增，从而首都所在的关中对于江淮物资的需要遂特别增大。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要经过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多血汗来开凿运河，运输尚称便利。至于自洛阳至长安一段的交通，因为隋代并没有怎样卖力气来整顿，或虽整顿而得不到久远的成绩，故运输非常艰难劳费。由于前者，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从而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由于后者，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遂不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连系，以致帝国的中枢常常因粮食恐慌而发生不安的现象。为著要补救这种缺点，自高宗时起，政府遂把经济地位日形重要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恐慌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可迁移到这里来消费江淮的租米和其它物资。因此，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约共八十年左右，政府常常来往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而武后一朝，更是几乎以全部时间在洛阳居住。这样一来，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从而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便能灵活运用，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
高宗以后政府因长安物资供给困难而常常迁往洛阳办公的情形，自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由洛阳西返后即告终止；此后他便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东幸。开元二十四年后政府所以能够长期驻在长安，主要由于关中的经济状况发生激剧变化，即关中的物资供给由过去窘困贫乏的状态一变而为丰富宽裕，足以供应中枢因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当日关中物资所以能由贫乏变为富裕，主要由于江淮与长安间物资运输的改善。对于这条路运输的改善最有贡献的人，是在玄宗最后一次东幸前（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上台作宰相的裴耀卿。
在最后一次东幸的前夕，玄宗对于过去二十余年在两都间仆仆风尘的生活非常厌倦，希望此后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以满足中枢的大量的需要，因为这样他便可以一劳永逸的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的跑那八百余里的路了。他回忆起三年前裴耀卿曾经提出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计划，遂叫他来商议。在听取他的建议之后，玄宗便把他由京兆尹擢昇为宰相，兼江淮河南转运都使。此后改善长安和江淮间运输的责任遂落在他的身上。
裴耀卿对于漕运最大的改革，是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上章曾说，自江淮装载物资北运的船只，因所经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沿途常常停滞，以致运输量不能特别增加；复次，陜州洛阳间的水道，因有三门底柱等险滩而不便航运，以致须负担昂贵的陆路运费。为著要增加运量，减轻运费，他“请于河口（即汴河从黄河分流的地方）置一仓，纳江南租米，便令江南船迥。其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榜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置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结果，政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河中既然有险滩，遂在三门北的山中开路十八里，用车载运，以免有覆舟之险。车运抵三门仓后，又用船运往太原仓，然后由河入渭，以实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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