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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便凝结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在当日的世界上发出它的雄壮的力量。因此，演进到了开元天宝间的大唐帝国，国势登峰造极，武功辉煌彪炳，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疋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按以布帛为主）。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开元天宝间的运河对于大唐帝国所尽的任务，比过去更为重大。自唐初以来，运河虽然能把江淮物资运往北方，但因洛阳长安间的交通非常困难，这些北运物资多半集中于洛阳，不能大量的运抵关中。洛阳既因运河的连络而接近江淮，成为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日形重要。反之，长安既因洛阳以西运输的困难而不能得到多量物资的供应，经济地位却渐渐削弱。两都的经济地位的差异，决定了政府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常常迁往办公的政策。故唐自高宗以后的八十年内，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常常来往于两都之间。及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洛阳以西的交通大为改进，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可不在洛阳停留，一直运往关中去。这样一来，由于两都的经济地位的转变，此后政府便可长期驻在长安，不再迁往洛阳了。这时运河虽然仍如过去那样运输江淮的物资，但由于分段运输法的实行，江淮义仓粟的利用，运输的数量却远较过去为多。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的密切。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
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210〈藩镇传〉云：“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南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通鉴》卷237元和二年条云：“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旧唐书》卷14）。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自天宝末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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