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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的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减钱十五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新唐书》卷53）。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份只好留贮于河阴仓，一部份则运至陜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入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酇侯（萧何）也！”（《新唐书》卷149）。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们只要进一步的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入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陜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它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办法解决。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运道之大规模的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于南北交通要冲的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和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的北上。这条生命线的切断，对于当日以江淮财赋为经济基础的中央政权是一种很重大的威胁，故德宗赶紧派遣在这一带地方威名卓著的张万福为濠州（按涡口在濠州之西）剌史，以便相机武装护送运船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其后到了是年十月，徐州（按埇桥在徐州之南）剌史李洧以本州及埇桥归命中央，十一月中央军队大败淄青魏博兵于徐州，运道始复畅通无阻。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粝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已免职闲居的朱泚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陜西干县治）。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著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陜南的梁州（今陜西南郑县治）。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滉的武装护航而获得军粮的供应。
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著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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