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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余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亡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其后到了唐代，江淮一带更为富庶。工、矿、农、林等生产事业都有飞跃的进展，从而成为全国财赋之区。在这几种产业中，农业的生产尤为发达，因为当日人们在江淮各地都普遍的发展水利事业。水利大兴的一个结果，是各地增添许多顷生产力特别高的田地，构成江淮一带庞大的财富的基础。
唐代江南方经济特别发达的趋势，到了宋代还是有增无已的继续发展下去。宋代江淮各地，由于自唐以来各种重要资源的大量开发，是全国物产最富饶的地方。东南各地生产的物品中，稻米的出产最为丰富。宋真宗曾设法从占城输入能够耐旱的稻米种子，在江、淮、浙较高仰的田地中普遍栽种。同时，当日江南的农田水利又很发达。这样一来，江淮的农业生产自然要作激剧的进展，故能成为全国的榖仓。故宋代有句俗语说，〝苏湖（或作常）熟，天下足〞。复次，宋代的矿业、纺织、印刷、铸钱等工业，也远较北方为盛。
综括上文，可知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古代到唐宋，有由北方迁移至南方的趋势。在古代，北方水利发达，农田肥沃，光是关中一地，其财富已居全国的十分之六。至于当时的南方，资源蕴藏虽富，但因并未开发，和北方经济发达的情形比较起来，自不免相形见拙。这种南贫北富的情形，自汉末至隋代渐渐发生转变。及唐宋时代，南北经济发展的情形遂和古代完全相反，在经济地理上无异发生一场革命。这时北方水利失收，土地的生产力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处处都表现著贫穷的状态。反之，南方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由于各种资源的大量开发，却变为全国财赋之区。其中光是浙江的机杵耕稼，已经是“衣食半天下”。若就整个江淮区域来说，牠简直是全国的榖仓，和衣料的取给地；此外其它各种物产，也都非常富饶。这样一来，当日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不复像古代那样的在北方，而移至南方，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可是，自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虽然已经南移，军事政治的重心，由于地理与国防的关系，却仍旧留在北方。反之，在西北方面，因为须防御吐蕃及其它漠北民族的入侵，国防问题却很迫切，有配置重兵的必要。这时政府有鉴于唐末五代藩镇的跋扈，采取中央集权政策，从而集重兵于中央。兵多了，粮食的需要特别大，故须改在较近江淮而便漕运的汴京来建都。
当日伴著新兴的大一统帝国而生的客观形势之下，有开辟这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之必要，可是，在此后唐宋数百年内，这条大动脉并不是时时都能畅通无阻，以尽牠的任务；因为有时由于军事政治方面各种特殊形势的发生，牠不免要被阻塞，从而大一统帝国的整个机构便因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而不能灵活的发挥牠的作用。因此，运河之于唐宋帝国，著实象动脉之于身体那样，牠的畅通与滞塞，在在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和衰替。 第二章 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
杜佑在《通典》卷10叙述大业元年炀帝开运河后，便紧跟著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可见这条运河除开凿给炀帝由洛阳乘龙舟往江都游乐以外，在隋代也曾被用来转运物资。不过隋享国时日甚短，开河不久以后便告灭亡，故运河在隋代对于南北交通的贡献究竟有限。
隋亡以后，便是唐代。唐代国都所在的关中，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增加，他方面因为土地生产力的减耗，其出产不足以满足当地的需要，故每年须从江淮输入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米─来接济。在唐初高祖（618－626）太宗（627－649）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比较简单，驻在那里的府兵又都自备粮饷，故每年只由江淮经运河输入一二十万石的米便已足用，问题自较简单。可是，自高宗（650－683）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无论是官吏的薪俸，或是军队的给养，都一天比一天增大，从而每年仰给江淮的粮食也就激剧增加起来了。政府组织扩大的一个特征是官员的增加。在太宗时，内外文武高级官员一共纔六百四十二人（《通典》卷19）。及高宗显庆初（656），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内外文武官却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17）。后一数字所以远较前一数字为大，固然由于后者连中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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