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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记录，大多零碎而欠明确；土地买卖劵契、租簿、商号帐册等原始材料，则甚少存留。复因度量衡和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难以从时间上或地域间加以比较。全先生排除万难，多年来奋力搜求整理，将唐宋期间的物价变动勾划出一个轮廓。无可讳言，诚如剑桥大学唐史专家Denis C.Twitchett教授所说，这段时期史籍记载的物价数据，主要失之于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编制成物价变动曲线，时有夸大失实之虞。[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先生先后与王业键及Richard A.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语所典藏资料，探究清代物价，并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详加考察。他们认为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在经济繁荣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时最为可靠。全先生根据这些数据，旁参其他记载，因数据所限，探讨范围只能及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时间则集中于18世纪，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区的资料尤为丰富，更是他的切入点。为了便于统计，在列表图示前，他和王业键等先生就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级、取代表值及时空等技术问题或事项作出界定规范，使数据可相比较；数据选择方面，凡因灾歉造成急剧波动的米价数据，他们都不予采用，籍以避免这些数据存在的重大不规则变量。盖他们所要解释的，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长期的趋势。全先生着手这项研究时，在掌握到的资料中，部分虽仍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推测，但无论就质或量来说，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价史时不可比拟的。他的研究显示清代“已有一个自由的米粮市场……清政府虽力图以官运、仓储及籴卖米来影响米价，但明显地从不直接干预市价机能的自由运作”[4] 。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实非他人所能企及。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清代原始档案的开放，资料远比全先生开始研究时丰富，不但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及考虑因素（如气候循环等），学者相应地也可应用较为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处理资料，很多重要历史现象因此得以解释，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至一个新境界。饮水思源，当拜全先生开山之功所赐。
全先生的研究范围，上至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据初步统计，凡专著9种，论文115篇，书评10篇及杂著6篇，专精博通兼顾；无论就研究的质量和深度来说，实同辈经济史家所稀有。论者云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成绩以经济史等三数领域最为显著；较早期国人在经济史方面堪与日本学界相抗衡者，或仅他一人而已。[5]
全先生木讷寡言，自进史语所后，但知遵照傅所长“闭门读书”的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研撰经济史论著为一生的志业与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务的印象。实际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现实意义。他自言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动为毕生最感兴趣的课题，实与抗战时对通货膨胀的切身经验与体会分不开。他既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的物质文明，复深受Nef《英国煤矿工业的崛兴》一书启发，遂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足陈这一重要历史课题[6] 。意大利名史家Benedetto Croce“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 这句名言，在当时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经济史家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
全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并非全无异议。如针对中古自然经济，何兹全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14[1949]）一文中便认为此时期南北两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战乱迭起，逆退至自然经济状况；南方因大量移民迁入开发，反而逐渐繁荣，货币经济遂居主导地位（按全先生考虑过几位Hildebrand论说批评者，如Henri Pirenne、J.H.Clapham及Norman Angell等的意见，对Hildebrand的意见有所修正。他认为尽管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截然划分，但同一时期内只能有一种经济形态占较大比重；南朝的钱币势力虽然雄厚，但无法取代自然经济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经济史家即对美洲金银与西班牙物价革命是否相关存疑。他们表示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货币数量学说方程式的用处极微；早在数量可观的美洲贵金属运抵西班牙前，当地的物价便已迅速上升；解释历史现象方面，货币论不及“实质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况改变，来得有说服力。[8] （按，全先生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也提到：“这一世纪内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产大大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率的影响，粮食供给赶不上需要的增加……于是米价不断上升。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白银的大量进口。”）王业键教授也指出18世纪的百年间中国政治安定，国内外贸易空前发达，生产所得大增，当时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并不单纯是美洲白银大量进口的结果；即使从货币供应方面考虑，也是白银、铜钱、私票三种货币大量扩充所导致[9] 。又全先生认为战前中国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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