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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
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所以二者互不排斥。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
而本书则不同。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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