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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第132页）。“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
三
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例一：第199页称，陈郡谢鲲过江后，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亚，不可识别”的石子冈。这条材料，仅讲葬地，看似平常，却使在十分得视择地为茔的东晋社会里陈郡谢氏乃“新出门户”之说，多了一条有力旁证。第226页引《尚书故实》记谢安死后，“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这条材料，仅讲墓石，一般也不会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处，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战后谢安深受皇权压抑的困难处境。第141页发现《世说新语·人名谱》等书所列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汉桓荣至东晋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独缺第六世名讳，经过旁征博引，推定其人为死于曹爽嘉平之狱，为司马氏所诛的大司农桓范，从而为谯国桓氏管尽源出东汉高层世家大族，在司马氏晋代却不为时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释。上述几条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
例二：“王与马，共天下”，这是治东晋史所津津乐道的史料。但如进一步深究，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大士族与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无人留意。而本书却提出并由此展开对有关史料、细节的考证、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1.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与国内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联姻，相互利用。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基础。2.西晋末东海王越与琅邪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派生出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划、推动下，经东海王越委派，司马睿南渡长江，进而建立东晋，这才正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通过以上三点，便找到了门阀政治为何会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的历史渊源，同时后来东晋历史上某些问题或细节，如“不与刘、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为何显于江左（第259页）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释。
例三：对高平郗鉴生平事绩的探讨，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虽说了一句“东晋大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第73页），然无具体分析。本书钩沈索隐，弄清了治晋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问题。郗鉴乃流民帅身分，但又“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士族政治之中”（第49页）。其第一功是与晋明帝密谋征流民帅入援京师，讨伐王敦；第二功是与庾亮一起，反对和劝阻陶侃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三功是反对瘐亮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四功是经营重镇京口。并通过一系列考证，论述了京口在稳定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郗鉴多次促成各种势力由不平衡达到“平衡”，本书评价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第42页）。这一结论，由于考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观方面的许多努力，并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鉴为例，作者通过史料考证、细节处理，从动态角度爬罗剔抉出郗鉴一项又一项功绩 ，主要目的是通过郗鉴这种作用，加上用同样方法探讨出的其他士族类似作用，概括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之间又联合又牵制，以维持各种势力平衡的特点，进而体现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总特点，最后上升到门阀政治乃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及皇权政治乃“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的理论高度。
当然，任何优秀著作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本书第6页陈亮念奴娇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将“门户私计”的政治限定于东晋，这当然是创见。但是，我们今天来理解“门户私计”，恐怕只应从总的趋势、规律上把握，至于具体事件、人物，则未必毫无例外。
试以庾、王江州之争为例。
咸和四年（329），庾亮以激发苏峻叛乱等过错，自请出镇芜湖。第114页说他“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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