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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与其了 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这便是联合的作用。王敦第二次起兵，由于矛盾已转化为是否还要维持“祭则司马”的局面，涉及士族之间的平衡问题，因而遭到门阀士族包括王导的一致反对，所以失败了。这便是牵制的作用。“说明司马氏皇权也不容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弃”（第343页）。其后，晋明帝重用宗室诸王及外戚，希冀复振皇权终成泡影；庾亮居上游荆州思废王导，压倒其他士族，独揽大权亦遭挫败，门阀士族采用的就是上述手段。淝水战后，“皇权有振兴之势”（第263页），其原因除了门阀士族腐朽不堪外，也由于他们不能坚持联合以抵制皇权的伸张。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第213页）。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最早专兵的是王敦。后来相继主要为陶侃、温峤、庾亮、庾翼、王允之、庾冰、桓温、桓冲、殷仲堪、桓玄等。除陶侃门第有些特殊外，其余无不为门阀士族。等到桓玄失败，江州、荆州先后落入次等士族刘裕手中，门阀政治就接近尾声。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京口重镇的形成为时略晚，最早经营者为郗鉴。他在王导支持下吸引流民，利用流民帅建立京口重镇，控制三吴，箝制上游，拱卫建康。继郗鉴镇京口者，很长时期内也无不为门阀士族。及至东晋末年京口、广陵军权先后为次等士族刘牢之、刘裕所夺；就和失去上游军权一样，门阀政治不久了也就划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强调，士族心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第138页），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第115页）。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第96页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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