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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评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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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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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君主认识到宰相权力过重会威胁到君权，于是设法削弱相权，从而引起宰相制度的变革。祝总斌教授主张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现象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我们不能用某一僵化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本书以君主专制体制下君权和相权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线索，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把宰相制度的变化归之于君相权力之争，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终究不能说明宰相制度演变的实质。从理论上说，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和体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根本利害冲突，而是互相协调、相互配合的关系。宰相制度的演变是加强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是统治经验不断总结而在制度上引起的变革。汉武帝时期宰相权力的削弱，昭帝时霍光辅政中朝官制度的形成，成帝时三公鼎立制度的出现，都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不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是由于君主有意削弱相权所致。东汉光武帝时三公鼎立制度的完全确立以及尚书台权力的加强，起初虽有鉴于王莽篡位之教训，君主有意削弱相权的意图，但这一制度所以能够持续并不断发展，即是由于加强统治的需要。魏晋时期三公制度向三省制度的转变，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同时在中国宰相制度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对这一转变未能予以充足的认识，探讨其变化原因则更谈不上。本书仔细考辨，有力地证明尚书台(省)在西晋已成为宰相机构，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曹魏时期三公的宰相权力进一步向尚书台转移，其主要原因是：“汉末魏初，三国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即便稍后的明帝曹睿，也是‘政自己出’。”(第148页)汉末曹操当政，通过魏国尚书台审理文书，控制朝政，曹魏政权建立后，尚书台权力自然得到加强。三公权力的削弱“表面看是尚书所侵夺，实际上是皇帝大权独揽后带来的结果。”（第153页）曹魏后期三公、尚书权力的进一步消长则与曹氏、司马氏集团的政争有密切关系。
本书不仅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政治状况深入探讨了制度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样的研究就使本书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且为今后政治制度史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范例。我们知道，制度的制定和演变都离不开现实政治的需要。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异常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并无僵化不变的模式，同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也就不能用某一固定的模式来解释，而必须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尤其是要根据制定和执行制度的统治者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看来，祝总斌教授的研究方法对今后宰相制度史乃至政治制度史的深层次研究还有着重大的启发性。
（三）本书广征博引，考证辨伪，使其论述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之上；探微索隐，不囿成说，提出了很多发千古之覆的真知灼见。
在兹仅举数例以见其一斑：
（1）关于西汉丞相府诸曹掾史之分职负责，因史料奇缺而难以明了。本书引《汉旧仪》并证之以《史》、《汉》有关史实，对“南阁祭酒似指主簿”问题的考证便十分精彩。首先证明南阁可能即黄阁，再证明南阁祭酒当即黄阁主薄，最后证明南阁、黄阁二者与西曹性质相近，则南阁祭酒似为丞相主簿即可确定。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料有限，宰相制度的史料更少，而有关掾属的史料则极为稀见，作者通过对零散史料的钩稽考察，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恢复了制度的原貌。此问题虽小，但以小见大，它更充分地反映出作者学术功底之深厚、治学态度之严谨。
（2）东汉尚书台权力自当时起就被夸大，其后近二千年历史中因循旧说，无有辨证者。本书第五章专门以“关于夸大东汉尚书权力史料的辨证”为题进行考辨。对东汉人仲长统“三公之职，备员而已”、陈忠“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的论断，结合二人看法提出的具体背景和当时制度的实际情况详加考辨，指出二人论断的夸张失实之处及其原因。其考辨之精审，令人叹为观止。
（3）《晋书·荀勖传》：由守中书监迁守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惘惘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这条史料自古以来就被作为西晋中书监令为宰相、中书省为宰相机构的有力证据。本书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形势及中书省、尚书省的职能，并考察了荀勖个人秉性、思想状况，论证荀勖不乐迁中书令并不说明当时尚书省权轻于中书省，中书省并非宰相机构。
（4）历代学者皆以北朝门下侍中为宰相，本书对此专门进行考辨：北魏孝文、宣武二朝肯定不是宰相；孝明时侍中一度掌权，但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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