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对世界宗教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社会地位与对不同宗教世界观的接受倾向之间，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明确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取决于接受者对宗教教义的选择[1]。
　　然而在中国宗教史上，宗教徒对不同宗教的选择并非完全是取决于教义。分析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级成份和入教动机，我们就可以发现，宗教制度对信徒的选择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它是决定职业教徒社会阶层的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同为信徒，但对宗教的介入程度并不一样，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第一类为专业的神职人员，他们制定、解释并宣传教义，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宗教乃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乃是宗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支柱。第二类为虔诚的信仰者，其思想观念的核心是建筑在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定期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并积极参与布施。第三类是一般信仰者，他们仅仅只是在思想的某一层面上受宗教熏染，接受宗教的某些观点，偶尔参加宗教仪式；甚至只是把宗教当作一种时尚，作为生活的点缀。考察一下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专业神职人员的身份，其阶层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这种阶层差异不仅表现在两种宗教之间，也表现在同一种宗教的不同阶段，因此，差异并非是由于佛教和道教在教义上有明显不同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两者在宗教制度上存在不同的缘故。到南北朝后期，道教模仿佛教的寺院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宫观制度时，佛道两教职业教徒之间的社会差异就渐渐缩小了。

一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神职人员的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佛教组织体系和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汉魏时期，职业僧人基本上是由主要来自西域的外来和尚所构成。从《高僧传》所记载的汉魏时期的17位僧侣来看，几乎全为外国人[2]。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策性限制。据《晋书》卷九十五《艺术·佛图澄传》所载王度上石虎的奏章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3]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佛教经济组织制度尚未完善，佛教僧侣尚未获得各种特权的缘故。
　　时至两晋，随着政府禁令的解除与佛教信仰的广泛流播，佛教组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中国人出家的情况渐渐增多。两晋时期的佛教僧侣的阶级构成，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据《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记载，西晋时期，两京僧尼数为3700多人，至东晋，全国的僧尼数24000。这其中，似有出身于晋朝一流士族的僧侣[4]，如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5]释道宝，“本姓王，琅琊人，晋丞相道之弟”[6]。释僧（契—大+石）：“姓傅氏，北地泥阳人，晋河间郎中令遐之元子也。”[7]然细加考察，这其中有不尽可信之处。据《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王导有弟二人，“颖、敞，少与导俱知名，时人以颖方温太真，以敞比邓伯道，并早卒。”并没有提到还有一个出家为僧的弟弟。至于竺潜，《世说新语·德行篇》提到过他，注谓：“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显见不是王敦之弟，是否为衣冠之胤也很值得怀疑。因为在晋朝这样重视郡望门第的社会中，衣冠之胤不会连俗姓都不知道。竺潜经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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