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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

时间:2009-7-24 13:55:22  来源:不详
的宗教活动即能说明这一点。
  魏华存乃天师道祭酒。陶弘景《登真隐诀》卷下云:“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讳告南岳夫人口诀。”原注云:“天师于阳洛治教授此诀也。按夫人于时已就研咏洞经,备行众妙。而方便宣告太清之小术,民间之杂事者,云以夫人在世尝为祭酒故也。”而魏华存在南渡之前的宗教传承很明显是师徒相承的形式:“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室宇,斋于别寝。后众真下降,而清虚真人王君为之师,授以《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虎真文》、《高仙羽玄》等经。”[66]据清虚真人王褒的传记,得知其师为西城王君,其云:“后隐洛阳山中,感南极夫人、西城真人并降,南极夫人乃指西城曰:‘君当为王子登之师,子登亦佳弟子也。’”[67]从名号上分析,王褒之师西城王君应该为来自汉中或蜀郡的原天师道教徒。西城如指的是西城郡,那它原属于汉中,直到曹操灭张鲁后才分汉中为西城和汉中二郡。如果西城指西城山的话,那么西城山在益州,《茅山志》卷十云:“益州西城山,即西极总真之府。”两地均为天师道的大本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从西城王君与王褒开始,祭酒制已经演变为师徒制了[68]。
  在旧的祭酒制中,祭酒亦即职业道士的权威受到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失去了政权支持的师徒制相对来说,方术技巧、个人魅力和门第身份的作用就大大突出了。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乃是许逊的净明忠孝道。许逊在四十二岁那年担任了蜀郡许阳令,后大概因杜弢寇蜀而失去了官职,回到家乡。围绕他形成了一个小的宗教集团,其信徒以故吏、仆人、亲戚为主。从许逊教团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宗教地位与政治、社会地位的同一性。
  东晋以后,道教借鉴了佛教的组织方法,开始逐步形成宫观制度。宫观制度的前身据《广弘明集》卷十二唐释明《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称,始自张陵。其云:“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坛;张陵谋汉之晨,方兴观舍。故后汉帝中,有沛人张除客游蜀土,闻古老相传云:昔汉高祖应二十四气,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构此谋。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乎此也。”而统治者为道士立馆,我们可以上溯到魏武、孙权为道士所立的茅舍、静室。《汉武帝外传》载:“孟节为人质谨不妄言,魏武帝为立茅舍,使领诸方士。”《仙鉴》卷五载:“介琰,……暂过吴,吴主孙权礼之,为琰起静室。”然而,这一类茅舍、静室的设置目的仅仅在于为道士提供一个良好的修道环境,并非如张陵所建的二十四治具有宗教组织的作用。要真正使宫观成为道教的组织单位,其关键在于使宫观成为一个经济实体,即拥有土地、奴仆等生产资料,或者是固定的租税收入,能够不仅仅依靠施舍这种不定期的供给就能存在和发展。
  南北朝期间,道馆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记载,刘宋时代即出现了一大批道馆(观),如陆修静于永明五年(461)在江西庐山建馆(后名简寂馆)。宋明帝刘彧于泰始三年(467)在京城建康北郊为陆修静建崇虚观,又于泰始中(465-471)在浙江绍兴为孔灵产建怀仙馆等。萧齐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新的道馆。如齐高帝萧道成于剡县为褚伯玉立状平馆,于茅山为薛彪之建金陵馆,于茅山为蒋负刍建宗阳观。齐武帝萧赜永明中(483-493),太守王亮、县令顾撝为李景游建栖真观,齐明帝萧鸾建武五年(498)于茅山为薛彪之建洞天馆等,至梁陈时代,梁武帝萧衍为陶弘景于茅山建朱阳馆,为许灵真于茅山立嗣真观,为天师十二世孙张裕于虞山建招真观。陈武帝为徐师子立崇虚馆等。卿希泰等人根据陈国符所辑《道学传》佚文作过一个统计,南朝有名之道馆共47个,其中宋代所建4个,齐代8个,梁代25个,陈代4个,不明时代者6个。此外梁武帝普通六年(522)道士正张绎在茅山立《九锡真人三茅君碑》[69],其碑阳除刻有张陵九、十世孙及服食道士、栖真道士23人以外,还刻馆主59人,精舍(馆、观另称)女官9人,共68人,从中能见到有名称的道馆精舍68个,除少数几个与《道学传》名称相同之外,绝大多数皆不同,证明它们是另一批道馆。此与《道学传》所载47个道馆相加,即有道馆100余个[70]。
  这些道馆从修道场所到经济实体这种演变最早始于什么时期,因为材料缺乏很难考知,但至少在陶弘景之时,茅山道馆就已经初步具备了作为经济实体的条件。据《真诰》卷十一,陶弘景在注中自叙其在茅山的道馆有田十余顷,“亦于此随水播植”。除此之外,还有赠予的吏役,据《华阳陶隐居内传》,陶弘景离京去茅山时,齐宜都王除赠裘、镜之外,还“给在山吏役数人”,武陵王等亦“致遗人力经纪”。《上清道类事相》卷一《仙馆品》引《道学传》云:衡岳“九真观,晋陵曲阿人王灵屿字善宝之所住,专修上道也。敕给馆民二百馆户,金缯香药,事事丰多。”在北朝,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诏令崇虚寺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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