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可招诸州隐士九十人。这也就是说，崇虚寺从此年之后，可以固定有五十户的租税收入，有九十人可以免除徭役，这就基本保证了寺观日常生活的维持。
随着宗教组织的这一转变，职业道士的身份也开始转变。因为道观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需要廉价甚至无偿的劳动力。对于平民来说，成为职业道士可以逃避税役，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有成为高等僧侣的可能，所以，平民成为职业道士的人数大为增加。另外，由于这一时期，道教的圣俗区别转严，虽无须如佛教那样断发剃度吃素，但职业道士需要不事婚宦，这一点，也给贵族官僚成为职业道士带来了困难。楼观道是北方宫观制度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教派，它的成员就有与佛教相接近的趋势。这首先表现于教徒入道的低龄化。据《仙鉴》卷三十载：“道士梁谌者，字考成，京兆扶风人也。……大魏元帝咸熙初（此处有误），事郑法师于楼观，时年十七。”“道士孙彻者，字仲宣，不知何许人。……前赵初光（应作光初，318-330）中师事王先生，方十八岁。”“道士王延，字子元，扶风人也，才九岁，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统三年（538）丁巳入道，师正懿先生陈宝炽，至十八肄业于楼观。”“道士李顺兴，京兆人，……年十一，与道士籍。”“法师严达，字道通，扶风人也……后魏明帝永兴（409-413）中入道，年始二十。”“道士张法乐者，南阳人……才及成童之年，托迹楼观。”在师徒制这种组织中，在十一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要成为职业道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作为信徒而存在。其次，我们上文说到，职业教徒的低龄化说明他们对于宗教的选择不是信仰上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楼观道的道士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官吏出身，也没有出身于高门士族的记载。而在南方，宫观制度较为完备的衡岳，其中的道士同样没有官吏和高门士族出身的记载。这充分说明，职业教徒阶级身份已经有所变化。
但是，道教的寺院经济远远没有佛教完善，实力也远不及佛教雄厚。这第一体现在宫观占有土地的数量远没有佛教寺院多，第二是道教宫观尚未形成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如商业和借贷业就远不如佛教发达。另外，统治者的政策对佛教似乎更为优厚。比方说，道教宫观中享受免除调役特权有人数上的限制，而对于佛教来说，政策宽松时只要剃度入教籍就能享受此类特权，所以，大量农民所投靠的基本上还是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道教教士中，出身农民的很少见之于记载。
从以上分析可知，影响职业教徒的阶级构成的因素虽说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宗教的组织制度，其次是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而宗教教义只是一个极为微弱的因素。佛教僧侣的出身普遍较为贫困，文化程度也普遍较为低下，尽管入教后的教育能够提高部分天资聪颖的僧侣的文化教养程度，比如道安、慧远等，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职业僧侣依然属于低文化或无文化层次，信徒就更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佛教的弘教方式不可能一味地采取宣传、研讨教理教义的方式，更多的需要依靠神话和神异事迹来建立信仰，然后依靠一系列的仪式行为来巩固信仰。在这一系列的宗教行为中，信仰占据着中心地位。
[1]托马斯·F·奥载等著、刘润忠等译《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115页。
[2]这17位僧人分别是摄摩腾、竺法兰、安清、支娄迦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祥、昙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帛延、康僧会、支谦、维祇难。其中支曜、康巨、康孟祥、帛延不详国籍。严佛调为汉人出家者。
[3]汉朝时虽有汉人不得出家之禁，然执行并不严格，上引严佛调即是汉人出家之例。
[4]所谓士族，我们采取毛汉光的两条标准：1，累官三世以上者；2、三世之中有两世为官五品以上者。（见《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140-144页，台湾联经公司1988年）。许理和举出了11名似乎属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他们分别是帛远、帛法祚、竺潜、释道宝、昙戒、僧略（应作僧（契—大+石），许书此处正文及注文均有误）、竺法雅、支遁、道安、慧远、慧持。道安、慧远可能出身士大夫家庭，但肯定是寒族。在六朝门第社会中，同为士大夫，阶层差异可以相当大，所获特权也相隔悬殊。所以，我觉得用士大夫这个概念来作为分层标准是有缺陷的。
[5]《高僧传》卷四本传，156页。
[6]《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171页。
[7]《高僧传》卷六本传，239页。
[8]《高僧传》卷一〈帛远传〉，38页。卫士度是优婆塞，但译过经，可以算是半职业教徒。
[9]《高僧传》卷四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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