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教比较，道教没有剃度、受戒等仪式的出家程序，圣俗之区别并不明显，但也的确存在着专业的神职人员。尽管道书中对道士的出身门第等往往或编造，或攀附，借以自抬身价，不能尽信，但其中也不乏较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道士的阶级成份。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而言，他们的出身似远较佛教僧侣为高。
方士中出身于掾史等下层官吏的占很大比重。以《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为例，任文公，州辟从事，后为治中从事，辟司空掾。许扬曾为酒泉都尉，后为都水掾，杨由为郡文学掾。郭玉，为太医丞。但更多的属于中高级官吏，这其中有中央政府的中高级官吏，如郭宣先被拜为郎中，不从，后为光禄勋。光禄勋为九卿之一，秩为中二千石。李郃，县召署幕门侯吏，汉中太守召署户曹史，后迁尚书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可说其官位已达人臣之极。李固，为新城长，后至奉车都尉，官秩为比二千石。樊英，拜五官中郎将，官秩为比二千石，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秩同样为比二千石），赐告归。单飏，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侍中之职为比二千石，后出为汉中大夫，后拜尚书，东汉之尚书，地位极为重要。唐檀，举孝廉，除郎中。郎中品秩虽低，但接近皇帝，地位并不低。又有地方上的中高级官吏。如谢夷吾少为郡吏，被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举孝廉，为寿张令，后迁荆史刺史、钜鹿太守，秩二千石。公沙穆举孝廉，迁缯相、弘农令，又迁辽东属国都尉，属国都尉秩比二千石。韩说，举孝廉，迁江夏太守，秩二千石。董扶，被何进征拜为侍中，后为蜀郡属国都尉。在这些方士中，大部分都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而且很多人都是孝廉出身，按照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推测，他们在乡里的社会地位也不会低。不过，上述诸人至多只能算是方术化官僚，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地租俸禄。但是，即便在汉末的职业方士中，也有许多是出身下层官吏而中途改行的，或者是放弃了出仕的机会而选择方士的职业。
曹操所招致的方士基本上算是真正的职业方士，因为在他统治期间的曹魏似已形成了官方宗教的雏形。全国的方士郗俭主领，而且为其建立起专用的宗教场所——茅舍。当然，曹操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宗教的发展，而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据《博物志》卷五载，曹操招致的方士名单如下：
上党王真，陇西封君达，甘陵甘始、鲁女生，谯国华陀、东郭延年、唐 、冷寿光，河南卜式、张貂、蓟子训，汝南费长房、鲜奴辜，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阳城郗俭字孟节，庐江左慈字元放。
一共是十六人。除明言赵圣卿为魏国军吏以外，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位方士。“王真，字叔坚，上党人也。少为群（疑作郡）吏，年七十乃好道。”[48]“蓟达，字子训，齐国临淄人……少仕州郡，举孝廉，除郎中，又从军，拜驸马都尉。”[49]费长房，“曾为市掾”[50]；华陀，“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51]出身下层官吏和有入仕机会的的方士占1/3。而其中如左慈这样的方士，“少明五经，兼通星纬”[52]，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显见不会出身于贫苦之家。
在吴国，有杜契，曾被孙权用为立信校尉[53]。魏伯阳，“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54]沈建，“丹阳人也。世为长史，而建独好道，不肯仕宦。”[55]等等，都属于低等官宦。
在有组织的道教教团中，其教主往往同时是官吏。如张鲁、张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李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
再来看晋朝以后的道士。净明忠孝道的教主许逊，“以晋武帝太康元年起为蜀郡旌阳县令。”[56]许逊之师吴猛，“仕吴为西安令。”[57]灵宝派系的重要道士如鲍靓，为南阳中部都尉、南海太守[58]。葛玄，“本属琅琊，后汉骠骑僮侯庐让国于弟，来居此土。七代祖艾即骠骑之弟，袭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薄，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59]此一族谱当然不甚可靠，但丹阳葛氏在当地属于大族应当没有问题。葛洪，“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檄洪为将兵都尉……迁伏波将军……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薄，转为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先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闻交趾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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