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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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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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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于高门贵胄之间，交游极广，为了与衣冠子弟来往，极有可能假托士族，自抬身份。实际上，两晋的僧侣大部分还是出身于寒门，如卫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陆沉寒门，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心。”[8]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也。虽少出孔微，而天姿秀发。”[9]竺僧敷“未详氏族。”[10]家庭经济也普遍较为困窘。如释僧肇，“京兆人，家贫常以佣书为业。”[11]昙戒：“姓卓，南阳人，晋外兵部棘阳令潜之弟也。居贫务学，游心坟典。”[12]而且其中有很多乃是早失父母的孤儿，最有名的例子是名僧道安：“姓卫氏，家世英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至年十二出家。”[13]另外如于道邃：“敦煌人，少而失荫，叔亲养之，遂孝敬竭诚，若奉其母。至年十二出家，事兰公为弟子。”[14]竺法旷：“姓睪，下邳人，寓居吴兴，早失二亲，事后母以孝闻。家贫无蓄，常躬耕垄畔，以供色养。”[15]“释道恒，“蓝田人，……恒少失二亲，事后母以孝闻。家贫无蓄，常手自画缋，以供瞻奉。……至年二十，后母又亡，行丧尽礼，服毕出家。”[16]还有一些虽不能断定为孤儿，但却自小得不到父母的照顾，最终也皈依了佛门。如释慧远，“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17]
僧侣出家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为生活中出现了非常事件，常见的为疾病与死亡，也可能是某种神秘事件，导致信仰的产生或改变。竺叔兰，“本天竺人，……兰少好游猎，后经暂死，备见业果，因改励专精，深崇正法。”[18]竺僧度，“时独与母居，孝事尽礼。求同郡杨德慎女，……未及成礼，苕华母亡，顷之，苕华父又亡，度母亦卒。度遂睹世代无常，忽然感悟，乃舍俗出家，改名僧度。”[19]第二类为受高僧的感召。昙戒，“因闻于法道讲《放光经》，……遂深悟佛理，废俗从道，伏事安公为师。”[20]竺道生，“值沙门竺法汰，遂改俗归依，伏膺受业”[21]。第三类为家庭影响。如释玄高，“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适魏家，首孕一女，即高之长姊。生便信佛，乃为母祈愿，愿门无异见，得奉大法。母以伪秦弘始三年（401）梦见梵僧散华满室，觉便怀胎。至四年（402）二月八日生男……年十二辞亲入山。久之未许……经涉两旬，方卒先志。”[22]显然，释玄高的母亲和长姊对他皈依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第四类为时尚风气的影响。如赵正，“字文业，洛阳清水人，或曰济阴人。年十八为伪秦著作郎，后迁至黄门郎，武威太守。……后因关中佛法之盛，乃愿欲出家，（苻）坚惜而未许。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23]然而，更多人出家是由于经济原因。上文我们说过，僧侣中有很大一部分乃是孤儿，自小出家，也就是说，很多僧侣在其人生观、世界观尚未正式形成之前就已经选择了佛教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显然不是由于信仰而导致的皈依。从出家者中孤儿极多这一现象分析，他们选择出家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成为职业僧侣之后，起码能保障最低的生活条件而自下而上下去。当然，孤儿的尘世牵挂较少，也是孤儿出家较多的原因之一。从上引材料我们也可以看出，早期成为佛教职业教徒的并非是农民，往往是寒门地主，如法祖、法雅等；或孤苦无依的孤儿，如道安等。前一类人有可能是自觉和主动的，是出于信仰或其他原因而决然入道，后一类人则是被迫的和不自觉的，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困境而选择了佛教作为终身职业。
然而，孤儿的出家是要有条件的，由于收养者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承担起抚养孤寡的义务，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佛教早期的财产集体所有制使其具备了这一条件。和道教不同，佛教僧侣为了遵守“安贫乐道”的誓约，将所有的财产归于集体，而且，自佛教传入中国起，西域僧人就开始参与估贩等商业活动。如自西域来华的安清，“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24]《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也说：“今沙门……取贱卖贵，专行诈诒。”至晋以后，僧尼经商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义庆《幽明灵》[25]卷三载：“吴北寺终祚道人……时桓玄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船钱财，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云：“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26]商业经营所得的暴利与受施的大量财物在寺院经济集体所有制的情况下，使得寺院具有招纳孤寡的经济基础，这是大量寒门和赤贫者涌入佛门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寺院对孤寡的抚恤并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在寺院大量财富渐渐转化土地资本的情况下，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往往就成为寺院的无偿劳动力。如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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