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宫观制度确立之前，道教的组织制度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天师道为代表的祭酒制，以天师为首领，下有治官、祭酒分统道民。《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载：张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可见这一制度的特征是职业道士兼具道师和官吏两重身份，与信徒形成半宗教、半官民的关系。从原则上说，祭酒身份的获得，主要是根据其在教的年资，但实际上，由于以祭酒代长吏，长吏出身的教徒显然比一般教徒更有可能获得祭酒的位置。另一类是各地小型宗教集团所普遍采用的师徒制，其形式类似于手工业者的行帮。应该说，在这一类宗教制度下，首领身份的获得决定于其方术技巧的高下、个人人格的吸引力。然而，在汉魏六朝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门第身份的社会中，教主的门第身份对树立权威、培养教徒的信仰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祭酒制的实行有赖于一个原已存在的合法组织的支持，随着建安二十一年张鲁被击败，其合法的地方行政长官地位已经丧失。诸多教民迁徙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再存在，祭酒制实际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张鲁政权垮台，道民北迁，这不仅意味着政教的分离，同时也意味道原本行之有效的宗教经济体制的解体。汉中天师道中，在行政机构的约束之下，道民的  信等宗教收入乃是宗教集体所有，可以用于设置义舍、义米等宗教活动，从而招致更多的信徒而获得更多的收入，保证宗教组织的良性发展。一旦没有了行政约束，集体所有制便宣告瓦解，信徒的赈济、施舍往往成为祭酒的私有财产，宗教活动成为祭酒谋取私利的手段。曹魏末年张鲁后裔发布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阳平治》一文指责当时的祭酒道官“但贪荣富、钱财、谷帛、锦绮丝绵，以养妻子为务。掠取他户民赋，敛索其财物，掠使百姓专作民户，修农锻私，以养妻奴。自是非他，欲得功名荣身富己。”《老君音诵戒经》也提到一些道官祭酒任意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恐动威逼。教人、愿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病杂说（税）不可称数”。由此可见，在失去了行政约束的情形之下，宗教教职成为道官营求一己之私利的工具，从而导致信徒对各种宗教活动尤其是施舍不再热心，对职业道士缺乏尊重。《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八还为此威胁道：“道言，己卯、丙寅、丁亥之年，有八千人横死，坐不遵道法，天租不输，跪愿不还，许而不与，妄问鬼神，取人财物，不作功德，不经斋戒……与师作食，食不精洁，或有而不出，出而不好。”可见，没有行政组织支撑的祭酒制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尽管天师道高层领导依然谋求恢复旧祭酒制，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一时期天师道在北方的组织虽然还保留着祭酒的旧称，但在实际上，由于政治身份的丧失，职业教士与信徒之间的官民关系已不存在，它业已演变为另一类形式，即师徒制。我们来观察一下魏夫人在南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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