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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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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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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入寺之初，“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27]这样招纳孤寡的行为就成了一种高效的投资，使得寺院的财富有进一步的增加。
时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获得了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据《广弘明集》卷二四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云，凡僧尼“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而且，寺院聚敛所得的财富渐渐转化为土地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庄院经济开始确立，佛寺成为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经济实体。这造成了佛教僧侣阶级构成的巨大改变，农民开始成为僧侣的主体。《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北魏末年，很多编户为了躲避调役，纷纷出家。“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这一时期，僧尼的人数有了迅猛的发展。刘宋的僧尼数为36000，南齐为32500，梁为82700，陈为32000，北魏达到200000，北齐为300000，如此大量的僧尼，其中大部分显然是逃避赋税和徭役的农民，这在《高僧传》中也可看出端倪。这一时期的高僧中，有很多明确记载其出身农民甚至奴隶，有的甚至举家出家。如释法晤，“齐人，家以田桑为业……晤年五十丧妻，举家郁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28]释慧安，“未详何许人，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29]另外，寺院接纳孤儿这种情形则并没有改变，如释法显，“十岁遭父忧，……倾之，母丧”[30]。释僧覆：“少孤，为下人所养”[31]。释僧镜，“姓焦，本陇西人，迁居吴地。……家贫母亡……服毕出家”[32]。释僧彻：“姓王，太原晋阳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阳”[33]。释法期，“姓向，蜀郡陴人，早丧二亲，事兄如父。十四出家。”[34]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也，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祸将及畅，虏帅见畅而止之曰：‘此儿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获免，仍往凉州出家。”[35]释道汪，“姓潘，长乐人，幼随叔在京，年十三投庐山远公出家。”[36]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乃出家。”[37]因此，僧侣阶层的出身较之两晋时期有所下降。
不过，那么多的僧侣当中，也有一些祖先或父辈为贵族的，如释僧远，“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难海隅，故去‘甫’存‘皇’焉。”[38]竺道生，“本姓魏，钜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为广戚令，乡里称为善人。”[39]释僧渊，“本姓赵，颍川人。魏司空俨之后也”[40]。释法安，“姓毕，东平人。魏司隶校尉轨之后也。”释慧球，“本姓马氏，扶风郡人，世为冠族。年十六出家。”[41]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弦县。亮年十二出家，师青州道明法师。”[42]释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阳翟人，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 之八世孙也家世衣冠，礼义相袭。……年十一出家”[43]。释僧审，“姓王，太原祁人，晋骠骑沈之后也”[44]。释智称，“姓裴，本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45]。释慧弥，“姓杨，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裔也。年十六出家。”[46]释道敬，“本琅琊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47]而这又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类，祖上为高门而魏晋以后衰微的。如弘农杨氏、扶风马氏均为汉时著名大族，但至魏晋已经衰微，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称不上一流士族，至梁时能否享受贵族特权已不得而知。赵俨虽为曹魏功臣，与辛毗、陈群、杜袭齐名，人称“辛、陈、杜、赵”，曹芳时官至司空。但赵俨先以议郎为曹仁参军事，正始以后老疾求还，显然为魏朝忠臣而与晋主不睦，其氏族在晋朝以后即湮没无闻。毕轨为曹爽死党，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诛三族，释法安当是偶尔漏网的毕氏的子孙，在晋朝没有入仕的条件，当然也丧失了贵族特权。另一类在本地为高门，因迁居而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皇甫氏为北地大族，但避难海隅后需要改名，显然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竺道生虽说世为士族，但其原居地为钜鹿，从其父亲的职位和侨居地彭城来看，在晋朝最多也是次等士族，而且南迁较晚，在东晋南朝也无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这些贵族的出家同样不能排除是经济原因。第三类是真正的高门。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河东裴氏、河南褚氏在东晋属一流士族，这类士族的出家当有信仰或政治上的原因。太原王氏的出家就可能与家族在东晋末年的政治性灾难有关。
如上所述我们可能看到，因为经济原因而成为职业教士，这在世界宗教史上似较为特殊，但中国佛教史上，却是一个最普遍的出家动因，这显然与中国佛教的宗教制度、统治者的宗教政策等密切相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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