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尝读清史，总觉有同于元史者一点，即由帝位继承而起纠纷。盖满洲风俗似蒙古，多立爱立少，不立嫡长[1]，与之不无关系。
　　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2]。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本文即著眼此点，对世宗夺嫡始末加以推勘。
　　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本文则从隐显之际，断其得位全由图谋。阿、塞、年、隆诸狱，本为泯灭图谋之迹，而不知其迹愈显。正赖有此，始能得其端倪。故本文以允礽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宫禁事秘，传闻多误，下语必慎。取材未充，拾遗补阙，期以时日。 

二、康熙朝嫡位之争

1.皇太子之再立再废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册立皇子允礽为皇太子[3]，是为清代立皇储之始。太子立且三十余年矣，何以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708年10月17日）忽有废斥之举[4]？又何以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年4月18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12年10月30日）再废之举[5]？苟始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坐致废黜；继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复立为皇太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6]，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7]，六岁就传，多属名师[8]，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9]。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10]。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11]。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12]，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13]。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14]。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伙[15]。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谕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6]，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于天生父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17]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18]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太子之所以废而复立者，实非因被镇魇而痊可之故[19]。当时“太子党”外，尚有皇子诸党。其最著者为“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是已，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20]。不有太子，无以阻阿哥之野心。明诏欲于诸子中推举一人[21]，昭然若揭。储贰之位未正，诸子党争尤烈。圣祖未逾年而再立太子，即所以弹压诸子之党，去其觊觎之念；而以一切暗中构煽，悉推之索额图父子，盖以主动罪索之子孙，而废太子为被动耳[22]。
　　苟明乎此，则太子再立再废之故，不难迎刃而解。何则？盖再立太子，不特不能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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