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何以圣祖在日，有“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理相加”之事；又何以太子临死，有“二阿哥断不可放出”，及其既死，有“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今既如此，其罪已毕”之语[53]？真情忽吐，乃知其阴险诈伪之极，不能矫饰于平时。
若谓雍邸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又无结仇结党之事，谁复信之？虽世宗尝自为之辩曰：“倘如伊等营谋，朕亦不让伊等；伊所纠合之人，朕岂不能纠合？伊能市恩小义之名，朕岂不能邀取？朕素无此志，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又谓：“朕在藩邸，甚恶此风（指朋党），断不为其所染。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54]。一概推托，且举允禩为证。而不知其结党邀名，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观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谕明云：“沈竹、戴铎乃朕藩邸旧人”，而四年八月三十日上谕竟云：“巴海、戴铎、沈竹皆八阿哥属下之人。”[55]似此推诿，可谓欲盖弥彰。更证之以阎若璩之客于雍邸，几为当时掩饰殆尽，终难逃后世明人之勘断也[56]。
雍邸之腹心，自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为最[57]。倚赖之深，信任之专，始终如一，人莫能与之抗。鄂，满洲也；李，汉人也；田，汉军也[58]。世皆知田曾为藩邸之“庄头”，乃上谕于擢用田之原委，竟谓：“朕在藩邸时，不但不识其面，并不知其姓名”，其谁欺乎[59]？此外藩下人有年羹尧、傅鼐、博尔多、诺岷、戴铎、沈廷正、沈竹、金昆、黄国材、黄炳、魏经国、常赉、官达[60]辈，皆在康熙时，各为总督、巡抚、提督，遍布于四方。而上谕云：“朕在藩邸，懒于交接”[61]。不知由马尔赤哈之荐，于园中一见蔡珽，即加优礼；复由蔡珽而拔用李绂[62]，非广事交接结纳羽党而何？他如与禅僧相接，致后来有“密用僧人赞理”[63]之流言，岂偶然之故哉？此其所以登极二年之后，犹谆谆谕以：“尔等应以大统视朕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及“诸宗室家毋妄与外边汉人来往。……伊等但诱人多事，从中侥幸得利，遂其志愿。尔等敬识之。”[64]若非亲身经历，何能深悉情伪以为丁宁告诫如此？
雍亲王既结党邀名，亦不可谓不“僭越”矣[65]。潜萌希冀，预谋攘夺，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能于圣祖晏驾之日，安然绍承大宝者，隆科多一人之力为多。盖隆时为步军统领，身操警卫京师之兵权，然则榻前受命，口衔天宪，谁敢不从[66]？上谕所云：“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授受之际，太平无事”，[67]虽平淡数语，最能探出当时消息。何以征之？圣祖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戌刻崩于畅春园，亥刻回都，是夕铁骑四出，用以弹压[68]。翌日之命，在内以马齐、降科多总理事务，在外以年羹尧代理允禵西陲军务[69]。马固禩党，反复构煸其间，卖禩求荣，任马即此以制禩死命；隆、年俱兵权在手，任隆、年即足以控制反侧[70]。故能“中外敉宁”[71]，此即所谓“太平无事”也。至十六日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而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为谕，良足以骇天下人之听闻[72]。此即所谓“一言而定”也。观其监事之周密，即事前之深谋可知。乃以轻言细语了之，深心人作浅语，固知其语更深。虽巧不可阶，其如难逃天下后世之明鉴何！
后来种种传闻，散播人口，并非事后野人之语，如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之传说[73]，岂皆禩党所能捏造？证之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三 阿、塞、年、隆之狱
1．阿、塞之诛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世宗登极，颁诏大赦，有云：“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74]据此可知世宗于即位之初，固尚以“保全骨肉”相号召。曾几何时，乃报复旧怨，翦除兄弟，务绝根株，大兴朋党之狱。上谕所云：“朕之弟兄及诸大臣。……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伊等其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故任意侮慢乎?此启朕杀人之端也”，及“朕当以社稷为重，虽系兄弟，亦难顾惜”[75]，即共明征。然则初以允禩总理事务为四大臣之一，继而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工部尚书，无非借以父安反侧，牢笼天下人心，姑且容忍于一时[76]。不然，何以防范之严，甚于往时，致招诸大臣之不平；而竟有“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之忿语耶[77]？
其实允禩之才力，本与世宗相当[78]。只以大位已落人手，生杀予夺之权，操之在人。明知“过为贬损”，“小心谨畏’，仍不得免于诛戮；然犹委蛇柔驯，正欲使其兄负屠杀兄弟之名，蒙天下后世之不韪[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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