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也[101]！以世宗迫允禵“若欲同死，悉听尔意”[102]之谕推之，则阿之暴卒，非世宗授意杀之而何?
阿、塞死且百有余日矣，五年四月十八日之煌煌上谕，因李恒荣之案论及阿、塞之死曰：“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之恶，不可枚举，实逆党之渠魁也。二人一日不除，则逆党一日不散，国家一日不安，是以无奈将伊二人拘禁。此时诸王大臣奏请即行正法，而朕未即俞允者，乃一时小不忍，意略迟回耳。不意二人遂服冥诛。然朕为宗庙社稷计，若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将伊明正典刑，以彰国宪。
盖朕受皇考付托之重，不得顾小节而忘大义，亦不得顾一身之毁誉而忘国家之安危。朕只论阿其那、塞思黑有必可诛之罪，有必当诛之理，而断不避诛阿其那、塞思黑之名也。诸臣试思：此二人者，宽以容之，不可；严以待之，不可；放纵之，不可；禁锢之，亦不可；果如何措置而后可以除国家之大患乎?”[103]世宗必死共兄弟，特不欲负杀兄弟恶名。允禩明知不能免死，但不欲独死，欲世宗多杀兄若弟，以负千载骂名。观世宗前后上谕，种种忸怩，及允禩种种言辞，皆以此一念为关键。至于既死其弟之后，知骂名不可避免，乃明明白认。向来特小不忍，非避恶名，其实仍是掩饰，用心亦良苦矣。世宗尝责廉王曰：“外市慈厚之虚名，而内忍行惨酷杀人之实事；虽工于掩饰，而欲盖弥彰。”[104]若以此评还诺世宗，尤觉至确至当。两人智术相等，不过一成一败。圣祖一生弄术，而诸子若此，知其后半生之苦恼不少。世宗既殁，高宗即位，首先将主谋助凶之文觉禅师，驱逐回籍；后来阿、塞二人仍复原名，收回玉牒[105]。是世宗之行事，又不见谅于其子矣。
自是而后，诸邸停止阿哥行走，改为上书房，以课皇子[106]，遂为一代定制。
2．年、隆之狱
世宗之立也，年、隆最为有功。隆以是封一等公，复加“舅舅”之称；年则封三等公，悉付以西陲之寄[107]。其所以信任之尊崇之者，蔑以加矣。隆之入朝，见亲王不过起立，亲王则欠身微趋而过[108]。其于年“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年在外，督抚跪道迎接，受之不辞；每入京，公卿跪接，策马而过，不稍为之动容；即王公下马问候，亦颔之而已[109]。复谕将年之子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为子，而隆竟有“我二人（指隆与年）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110]之言。是又暗示隆、年并重，豪无轩轾，共尊宠若此。满朝望风承旨，孰敢不媚此二人?后来乃独责诚亲王“待隆科多、年羹尧越礼致侯，作谄媚卑污之举动”[111]，而不知皆自己过于隆重，有以启之也。
阿、塞在必诛之列，尽人皆知。独年、隆以功首而就夷戮，且年之显戮，犹在阿、塞之前，则不得共故。世或以年恃功骄蹇，不缴朱谕[112]，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不然，年尚可以骄蹇目之，隆则何说乎?此外则年、隆赞佐密谋时，必有许多不可告人之隐，若留活口，终是后患。此亦不得不亟亟加以诛戮之一理由欤?今即由世宗先后谕旨比勘，知不只字字深险。极尽操纵抑扬之能事。于年尤甚。年之才能，远在隆上，故年显诛而隆瘐毙。观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谕：“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
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备示牢笼，正所以暂安其心；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未刊朱批年羹尧折忽云：“凡人臣：圆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已略露抑制端倪；及三年未刊朱批年折则云：“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明明道破即将下其毒辣之手[113]。而年、隆不悟，年犹有“夕惕朝乾”之语病，有类讥刺；而隆则私抄玉牒，存贮家中，授人把柄[114]。
今考隆之罪案凡四十一款，其中有云：“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与“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115]。证以雍正五年上谕内阁：“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则隆此二语，不啻李斯临死上书之以罪为功，触犯世宗所忌，安能免于“永远禁锢”[116]？年之诛也，尤早于隆。罪状至九十二款之多[117]，实皆非必杀之罪。盖年之入雍王府，早在康熙四十八年前；而抚川时，世宗即责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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