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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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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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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张纯就没有必要将此次禘祭与其所说的西汉祫祭旧制相提并论了。
综合上述，西汉时皇帝宗庙除实行日祭、月祭、时祭礼外，至元帝以后可能曾实行过毁庙帝合祭于高庙而未毁庙帝不与祭的祫祭礼，至平帝时可能曾对这种祫祭礼加以变革，实行毁庙帝与未毁庙帝皆合祭于高庙祭祀制度。
司马彪、范晔对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禘、祫祭礼事俱有详细记载。司马彪记载曰：“有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31] 范晔记载曰：“（建武）二十六年，诏纯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帝从之，自是禘、祫遂定。”[32]日本学者金子修一或许基于此两则史料，提出东汉初期已经确定了三年一度于十月举行的祫祭和五年一度于四月举行的禘祭。[33] 根据对文献记载的分析，不难看出，东汉时宗庙禘、祫祭举行的时月虽不同，但其祭祀方式，即毁庙主与未毁庙帝主皆合祭于高庙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为避免后世可能因禘、祫二祭名称的不同而有所疑惑，还进一步统称二祭名为“殷”祭。这表明，就祭祀举行方式而言，东汉时皇帝宗庙禘、祫祭（或称殷祭）与后来郑玄释“祫”祭为毁庙主及未毁庙主皆在始祖庙中享受祭祀，释“禘”祭为太王、王季以上的毁庙主在后稷庙中享受祭祀，文、武以下迁主，列于穆位的毁庙主祭于文王庙；列于昭位的毁庙主祭于武王庙[34]的祭祀方式并不相同。
依据文献记载也可以推定，在没有大的变动影响下，东汉时期皇帝宗庙举行禘、祫祭（殷祭）的时月间隔基本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即在五年周期内，在第三年冬十月举行“祫”祭，两年以后，在第五年夏四月举行“禘”祭，从而与文献记载的“五年而再殷”[35] 之制相符。假定以十年为考察周期，可以看出，从第三年举行“祫”祭至第五年举行“禘”祭之间间隔十八个月，而从第五年举行的“禘”祭至第二个五年周期首次举行的“祫”祭，其间间隔竟长达四十二个月之久。很显然，这种黩、疏不均的时间安排并不合理。此外，两汉时期虽提倡“孝”，但在丧期问题上却变更不一。自西汉文帝颁布短丧之令后，行丧期限缩短为三十六日，东汉三年丧制亦时行时废，未有定准。因此，东汉时期是否会因三年丧等问题而暂停应按时举行的殷祭礼还很有疑问。如果不因丧停宗庙殷祭礼，则吉礼、丧礼交杂，既不符古礼，亦有违人之喜哀情性。或许为消除上述缺陷，魏、西晋时对东汉禘、祫祭（殷祭）制度进行变革，将宗庙禘、祫祭礼与三年丧礼联系起来。
金子修一以为，关于曹魏是否存在禘、祫祭祀没有流传下来任何史料。[36]但是，根据《通典》、《三国会要》辑录的曹魏时期讨论宗庙禘、祫祭事可以断定，曹魏皇帝宗庙不但行禘、祫祭礼，而且与三年丧礼相联结，这或许也是虽处乱世的魏晋时期崇尚人性、缘情制礼思潮的具体反映。不过，当时郑玄、王肃在三年丧时间问题上存有异议。郑玄以为，礼书记载的“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37]句中的“中”字应训释为“间隔”之意，即丧后第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后，间隔一个月，至第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结束丧期。王肃则以为，“中”字应训释为“月中”之意，即丧后第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后，于同月举行禫祭，结束丧期。[38] 曹魏初始遵循郑学，故“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正始二年（241），积二十五晦为大祥。有司以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祫；”[39] 王肃则以为，禫、祥同月，祫祭应在该年二月而非四月举行。从同书“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以后，五年为常”[40] 的记载来看，其时可能遵王肃之说。“五年二月”记载大概有误，明帝景初年号仅有三年，无五年。明帝于景初三年正月崩后，曹芳即位，次年改元正始。所以，如按“景初”年号排列，上文所云举行祫祭之“五年二月”就应为正始二年二月，与王肃之说相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曹魏已屏弃郑玄禘、祫祭礼说，郑玄依据鲁礼以为，三年丧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明年春，举行禘祭。此后，五年而再殷祭。[41] 从前引“明年又禘，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及正始六年冬十一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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