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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

时间:2009-7-24 13:55:14  来源:不详
祫祭太祖庙廷”[42] 事来看,当时尚遵行郑学实行禘、祫祭礼。因此,曹魏后期可能兼采郑玄、王肃学说而定宗庙禘、祫祭礼制。
  郑、王学除在禘、祫祭举行时月问题上存在争议外,在禘、祫祭祀方式同异问题上也有分歧。仕于曹魏的郑玄后学尊秉师说,掊击王肃二祭为同祭说。王肃上奏辩解曰:“如郑玄言各于其庙,则无以异四时常祀,不得谓之殷祭。……夫谓殷者,因以祖宗并陈,昭穆皆列故也。……近尚书难臣以‘《曾子问》唯祫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举祫则禘可知也’。……独举禘,则祫亦可知也。……郑玄以为禘者各于其庙。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为殷祭之名。周公以圣德用殷之礼,故鲁人亦遂以禘为夏祭之名,……是四时祀,非祭之禘也。郑斯失矣。”[43] 北魏孝文帝引述王肃说曰:“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称祫,审谛之故称禘,非两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总而互举之,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断可知矣。”[44]杜佑曰:“按太和八年用王肃议。”[45]曹魏明帝曹叡太和年号仅有六年,其下即为青龙元年,无“太和八年”年号。因此,杜佑此处意指为何尚不可确知,因而也难以据此断言其时是否改循王议。不过,从史书中两晋时期多称“禘”、“祫”祭为“殷”祭,即便称“禘”、“祫”时,也是采取“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46]方式来看,两晋时遵行的是王肃禘、祫祭为一祭说。
  两晋经学虽然宗王,但在宗庙禘、祫祭礼制问题上却往往变更王肃之说,实行三十个月一殷的祭祀制度,在是否因丧暂停应时举行的殷祭问题上也无定制,这一现象在东晋时期犹为明显。金子修一阐述这种祭祀制度说:“关于晋的宗庙制度,……有四时祭和殷祭是确确实实的。……表明是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六十个月即五年举行两次殷祭的制度。……在晋代,如在某年的十月举行殷祭,则下次经过三十个月即三年后的四月举行殷祭。再过三十个月后,从最初的一年算起,在五年后的十月举行殷祭,这样把禘祫的条件巧妙的组合起来实行‘五年再殷’的制度,”[47]但是,这种祭祀制度的确立并非是一蹴而就,其间尚有种种繁复变化。
  从前文论述可知,王肃主张依据古礼“三年丧毕”后行宗庙“殷”祭礼,从杜预“《易》所说“上古之代,丧期无数。……丧中之祥祫,讥贬之文著焉”[48]以及其对《左传》所作有关注释[49]来看,西晋初期可能遵循古礼及王肃说,于三年丧毕行“殷”祭礼,这与当时统治阶层大力阐扬“孝”观念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史无详载,因此,暂时难以断言在国家没有丧典时,西晋是否会沿袭曹魏依据郑玄说确定的制度行宗庙“殷”祭礼。宗庙“殷”祭与“三年丧”问题联结,容易出现如下弊端:如果国家丧事频仍,那么,与之相关的宗庙“殷”祭礼也可能久停不行,因丧事频频发生也将使祭祀举行时月检稽烦琐难明(在史籍中则表现为礼官多次请求“迁殷”及围绕此问题而展开的种种争议)。如果国家“殷”祭礼仪制度过于繁缛,无疑不便于现实中的实行。因此,遵行简易且便于计算的三十个月一殷祭方式,可能是为适应简化繁缛礼节要求而采取的方法。
  与以往制度相比较,三十个月一殷祭祀礼制的特点就在于不因三年丧而停辍应时举行的“殷”祭礼,这一现象在东晋时期表现比较突出。譬如,穆帝升平五年(361)五月崩,宗庙十月应举行的殷祭并未停辍,而是照常举行。哀帝兴宁三年(365)二月崩,废帝太和元年(366)五月,皇后庾氏又卒。纵使如此,该年十月应时殷祭依然按时举行。这表明,至少东晋哀帝、废帝时期(362—370),因实行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的祭祀制度,故并不因丧而暂停宗庙应时举行的殷祭礼。这种祭祀制度实行的起始时间虽然史无明载,但推测安帝义熙年间孔安国奏议“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载,用三十月辄殷,皆见于注记,是依礼,五年再殷”[50]之言,大致可以断定,三十个月一殷之制的实行当不晚于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这从上述不因为穆帝、哀帝之丧而停应时殷祭礼事亦可得到证明。不过,随后也不乏因丧或其它原因而暂停应时“殷”祭的事例。按照三十个月一殷祭间隔排列推算,从废帝太和元年十月至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十月,东晋皇帝宗庙应举行的殷祭计有12次。其中,夏四月应举行殷祭的年份有369、374、379、384、389、394诸年,冬十月应举行“殷”祭的年份则有371、376、381、386、391、396诸年。但是,从徐广所说“寻先事,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宁康二年(374)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则应用四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冬,但未详其事。”[51]来看,孝武帝时曾将应于宁康二年四月举行的殷祭推宕至十月举行。细绎史文,其“迁殷”可能与四月仍在孝武帝父简文帝司马昱三年丧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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