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汉帝国； 儒家化； 转向
　　论文摘要：汉帝国本是按照秦帝国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最初并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也不多。但随着儒术的独尊，帝国政府向儒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迫于外部文化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追求，政府中的文法之吏改学儒术、趋经向学的也不在少数，就连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

　　
　　汉帝国建立之初，承袭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很少擢用儒生。但从武帝开始，帝国选择儒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把它当作最主要的选官标准。在这种激励措施之下，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不少的文法吏改习儒术，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因此，汉代帝国政府的儒家色彩日益增强。
　　
　　一 儒生的参政
　　
　　秦帝国崇尚“法治”，它的政府形态近似纯粹的官僚制，依赖职业文官担负行政责任，其任官标准主要是“文法”，即对文书写作和法律法规的精通。它的初级选官途径主要是两种：一是“推择为吏”制度，即平民经乡里推举、官员选拔而担任基层吏员；一是“学吏”制度，即吏有学徒，可望被选拔为吏，逐级升迁上去。所以秦帝国是排斥儒生参政的，《商君书》、《韩非子》等书列“孝悌”、“诚信”于“六虱”， 列“儒者”于“五蠹”，其主要原因乃是文化领域与行政领域遵循着迥然不同的游戏规则。学术多是莫衷一是的自由讨论，而行政秩序和行政过程则是令行禁止、奉法行令；儒家重视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力量和君子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而法家则更强调技术性、可靠性与可计算性。秦帝国虽设博士之官，但也只是备员而已，并没擢用。
　　但是，汉朝君主逐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不能不借助于儒生及其政治思想，并逐渐为儒生敞开了仕进的大门。高帝晚年已有意征用贤能之士，认为他们是治国安民的依靠，十一年二月的诏书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并表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文帝二年的诏书中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及至武帝，帝国官僚体系对儒生的吸纳就开始逐步制度化，并且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充分体现了帝国政治“以霸王道杂之”的精神。
　　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之应劭《汉官仪》：“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所谓“四科”，本是武帝时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员的选官标准，但后来这一标准又延伸到了察举，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汉帝国的总体选官标准。① 概括地说，四科标准就是德行、经术、法律、政事，它面向的候选群体既包括文吏也包括儒生。文吏所擅长的是法律，务于法治，主张以能取人；儒生所擅长的是经术，崇尚德政，主张以德取人。这种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同秦帝国只向文法之吏开放的选官标准已有明显的不同。
　　虽然帝国官僚体系逐步向儒生开放，从高帝至武帝时期也有一批儒生进入朝廷任职，但这些儒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涉入国家行政，只是担任了一些通古今、备顾问、传授经书和制礼作乐的文化任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大部分儒生尚不真正具备行政能力。
　　战国以来，相当一部分儒生拘泥于诵经演礼，缺乏政治头脑。如高帝举兵围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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