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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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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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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这些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显见地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悄然地从少文多质向多文少质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这些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再以并不年轻的岁数，不惜花费本已不多的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事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也有的是因为渐觉律令之学烦杂，法意精微，非学无以能知，以至对自己成一家之学的专业似乎不再充满信心，意欲修正其原有文化背景，从而倒向主张任德教、轻刑罚的儒术。 从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来看，有的文吏转学儒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实际的需求，而是出于对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的向往。据《汉书·夏侯胜传》：黄霸与夏侯胜因非议诏书之罪系狱当死，黄霸请求师从夏侯胜受经时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就是以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作为终极原则的。
不仅文吏本身有儒化的倾向，他们的后代对儒术的兴趣更值得注意。据《汉书·张汤传》：张汤虽为酷吏，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某种程度的靠拢。“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其子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其一生谦逊，“安世履道，满而不溢”。又同书《杜周传》：杜周之少子杜延年，“行宽厚”，“为人安和”，“论议持平，合和朝廷”，一改惨酷之风，并曾以儒生立场向霍光建议：“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 其孙杜钦“少好经书”，“不好为吏”。这种父子之间学术志趣的变化，至少表明儒学向社会的日益渗透。
自“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之后，一方面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依靠循吏在全国各地力行教化，儒学的价值观念已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其道义上的追求及精神价值的追求，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安定的社会生活给这些仕宦及富家子弟提供了从容不迫的学习条件，他们不必为日后的生计而着意去学习如文法律令等实用的职业技能，可以任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发展。就此而言，他们趋经向学存在着明显的非功利倾向，这同因物质利益的诱惑而发奋好学又是迥然不同的。
三 皇帝的儒化
汉代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还可以从皇帝与儒学的关系中看出。承亡秦之弊，汉初的几位皇帝表现出明显的非儒学化色彩。高帝起于民间，又不喜读书，他是瞧不起儒生的，甚至还有意侮辱他们。其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史记·儒林列传》）。文、景二世，与民休养，也并未特意关注儒学。“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
武帝是汉代第一位具有明显儒学倾向的皇帝，然而他兴趣广泛，只不过是以儒术缘饰吏事罢了，不见得就真的推崇儒学。此后昭帝的经术知识尚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仅“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汉书·昭帝纪》）。宣帝虽“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宣帝纪》），“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以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
元帝是汉代第一位真正好儒的皇帝，与此前诸位有儒学化倾向的皇帝相比，他对儒学的热爱并不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据《汉书·元帝纪》：元帝“柔仁好儒”，尝向宣帝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以至宣帝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成帝之儒雅气象甚于其父，他“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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