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目前，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蒋介石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蒋介石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蒋介石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蒋介石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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