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不足(注: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龙池清《明代北京に於ける喇嘛教团》(载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号)、佐藤长《明廷におけるラム教崇拜につぃこ》(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二文。中国学者尚无专文,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等对之有所涉及。这些论著,主要采用《明实录》史料,而对北京等地的碑刻资料、藏文史料利用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师封授和供养藏僧的情况,而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其他表现则多未论述,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影响也缺少探讨。)。本文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碑刻资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试图较系统地论述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 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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