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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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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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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 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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