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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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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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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チベツトの八大教王につぃこ》（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综上所述，明代皇帝除个别人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诸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会，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崇奉藏传佛教尤甚。时人所谓“皇明启运，列圣相承，尊奖像教，尤重密乘”（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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