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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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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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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瀞：《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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