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载：“武德四年，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寇乱稍平，乃乡儒，宫城西作文学馆，收聘贤才，於是下教，……每暇日，访以政事，讨论坟籍，榷略前载，……方是时，在选中者，天下所慕向，谓之登瀛洲。”(1)  由此可见，“文学馆”作为一个非官方的藩王的訾议机构，在其成立之日是何等轰动！而仅以“锐意经籍” (2) 为由竟能使满朝士大夫以得此“文学馆学士”闲散之职为自豪，谓之“登瀛洲”？从此当中可见“文学馆”成立之目的，创建之背景显然不能简单地通过史书的几句话就能解释得通的。事实上，“文学馆”在当时的成立，“文学馆”十八学士在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而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斗争导致最后“昙花一现”的“文学馆”亦对李世民的一生及其开创的“贞观之治”，乃至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初唐历史就因为有这么一个闪光点而显得更加光彩耀目。

众所周知，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用人艺术不可谓不登峰造极，而正是这非凡的用人艺术为“文学馆”的出现培植了一块极其肥沃的土壤，众多被后人喻为“良相”的文士就在这块土壤上得以成长与发展。可见“文学馆”的出现与唐太宗用人之术的运用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种必然联系的形成过程中，隋朝用人政策失误给李世民的反面经验与当时战争现实提供的成熟的用人机遇又成为李世民用人之术发展与完善的最主要的催化因素。

首先，隋朝的用人过失之反面经验是李世民用人艺术发展的前车之鉴。隋朝的建立其实是文帝杨坚篡夺北周政权的结果，因而他每日都在思虑巩固皇位的方法，以防他人日后的仿效，因此导致他“天性沉猜，……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3)  直至“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 (4)  唐太宗深悉隋文帝用人之策的过失：过于自卑，最后使得朝廷百官都成了摆设的木偶。但是，文帝的过失和他儿子炀帝杨广的相比较却仍显得相形见绌。史载炀帝“生长深宫，小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5)   在通过一场充满血腥的勾心斗角之后，杨广自认为天下已为其属，再加上先皇给自己留下的一班只知经史，不通国事的怯懦朝臣，于是被抑制了十几年的欲望终被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一方面，杨广持其自私之才俊，“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6)  , 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奢侈，好大喜功，终于使得过于自信的恶谏僻文之性格导致了其用人政策的大过失，周围辅国人才的凋敝也最终为他带来了“被缢江都”的下场。由此观之，一生注重历史教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李世民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与隋朝二帝截然相反,使唐初产生了人才济济的局面，正是由于他吸取了隋朝二主用人失策的教训的原因。

其次，从晋阳起兵到武德五年消灭刘、徐叛军，稳定河北的五年之中，李世民的转战中原就成了实践自己用人策略的最佳机遇。当时，李建成被封太子，长驻京城，协助其父李渊处理朝政，李元吉年纪尚幼，没有领兵出征的资力与能力，因此，李世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兵马统帅，驾师远征，开疆拓土。可是，其时，李唐政权的周围仍有诸多虎视耽耽的势力存在，彼此的实力也仅在尺寸之间，所以，逐鹿称霸的关键是看各股势力的实力，而实力的增强，便是不断积累贤才的表现。于是，外围的紧迫局势加上全军统帅的地位促使李世民实施大规模的招贤，武将之中的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等，谋臣之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招纳进来的，此中谋臣就基本上形成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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