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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帝国政府的儒家化转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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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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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情景，是“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及至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又如叔孙通征鲁地诸生以起朝仪，有两生不肯行，其理由一是标榜自身的清白，二是以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叔孙通反讥之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许多儒生迂阔不堪，难于变通。如武帝使诸儒草拟封禅礼，“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经年不决，武帝索性“尽罢诸儒不用”（《史记·封禅书》）。宣帝亦言“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这正像司马谈指出的：“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自身缺乏行政能力明显地阻碍了儒生的实际参政议政活动，且武帝又志于改制建功，开边兴利，当时文吏集团仍然卓有成效地担负着政务。一批酷吏、利官、武将，如晁错、桑弘羊、张汤、杜周、卫青、霍去病等，既干练精明又忠实驯顺，在抑藩、理财、治狱、御侮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绩，使汉帝国在武帝时期达到全盛。
然而，随着儒生因明经入仕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自身的素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能够深刻理解现实政治的儒生不断增多，诸多儒生摆脱了拘执迂阔的作风，日益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适应。如陆贾，既善“说称《诗》《书》”，又“名为有口辩士”（《史记·陆贾列传》），常出使诸侯。又如叔孙通，归汉之后，先进“群盗壮士”而后其弟子，诸生终于称赞其为“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列传》）。昭帝时隽不疑以“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之《春秋》义收缚伪卫太子，避免了一场政治混乱，昭帝、霍光为之叹服，以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儒生有吏化的倾向。王充在《论衡·程材》中叙述世风说：“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守古循志，案礼修义，辄为将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戏”；“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后，是从朝廷谓之也”。这一风气促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仕者纷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论衡·程材》） 王充所言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据《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涣传》：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又同书《酷吏列传·黄昌传》：黄昌“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陈球传》：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律令文法成了儒生兼习的课业，像文翁这样“仁爱好教化”的循吏，在守蜀期间也曾“选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学律令”，乃至大儒研究、阐释法律的风气日渐浓厚；“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犹为律章句”。②
儒生的参政奠定了儒法合流的微观基础。他们在行政过程中自然会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政治的各个环节，强调仁爱教化等对治国的重要性，从而使现实政治愈加温情脉脉。
二 文吏的儒化
在帝国行政系统对儒生开放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此并行的文吏“儒化”现象。文吏即“文法吏”或“文史法律之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君命、晓习法律，善于运用法律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尽管汉代儒生往往将文吏蔑称为“刀笔吏”或“俗吏”，但入汉以来，武、宣两朝始终只是以儒术缘饰吏事，法术之士甚得重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在以文法、律令的专门技能被选任为官吏之后，却主动选择了趋经向学。
据《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同书《丙吉传》：“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循吏传·黄霸传》：“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但“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他在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此后“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终以循吏闻名。《于定国传》：“定国少学法于父”，“数年，迁水衡都尉，超为廷尉”，后“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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