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叙述虽然只是略具轮廓，但就当下的讨论而言，引为参考还是很方便的。由此可见，向上追溯，“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向下推延，“阶职分立制之精神，至明清已破坏殆尽矣”。这样一来，帝国的官阶变迁史便呈现出了三个大的段落，其中仅仅第二段落，即唐朝和宋朝(及辽、金、元)是散阶制度的发达时期，其前、其后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
　　“若干石”的禄秩是在战国发端的，至秦汉由疏而密、蔚为大观，以至在九品官品产生之后禄秩仍未遽废，还在魏晋南朝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禄秩的级差，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等直到百石，其下还有“斗食”等等。禄秩的等级有时约二十个上下，有时十七八个，随着王朝的调整而时有变化。在追述中国传统官品制度时，曾见过某些行政学研究者把秦汉禄秩也看作“品位分类”，尽管只是寥寥一语而已。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发挥，不过本书已把“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概念改造为“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了，以便让问题聚焦在“是否存在着跟人走的等级”一点之上，那么“有职而无阶”的禄秩等级制与“阶职分立制”的差异，仍将提示着不尽相同的情况。
　　如果和唐代散阶相互比照，并着眼于是否存在着独立于职位的品位序列，我们就能发现，以“若干石”为标志的各个禄秩等级有一个鲜明特点：它们都是附丽于职位的。如果没有了职位，或者说在职位之外，官员本身便无等级可言。禄秩只是职等而已。比方说吧，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么“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作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45]陈先生并没打算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性质的叙述却相当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破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追述历代“阶职分立制”时，断言“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这并不是无根之辞，事实等于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品位”的意见。
　　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这一点，还可通过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旁证。在这种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的情况下，汉廷一般并不保留官员既往官资。正是为此，离职官员在再仕的时候，其禄秩低于原官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为比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为六百石官之类。还有不少离职官员是以察举辟召、甚至以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的。经过辟召而为公府掾，不过百石或二百、三百石；经察举而为郎官，也不过比三百石。对那些再仕州郡者来说，州郡掾吏乃长官私属，而非朝廷命官，那么这时官员的已往仕历便几乎白费，几乎与初仕者处于同一起点了。官员在非因罪过一度中断勤务时，也要丧失昔日秩位，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资，这都可以旁证“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故官”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资格，存在着“故九卿”、“故廷尉”、“故谏大夫”这类身份，朝廷有时还会委派给他们一些差使。不过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以为安置离职官员之需，离职官僚的已往禄秩对再度任命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只有“故公”这样的高官，再次任命为较低官职时有可能得到增秩的优待，但“不以赃罪免”的“故二千石”，就连这种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之秩。比如说“故二千石”又做了千石的尚书令，那么他当下的品级只能是千石，而不是二千石。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一种“故官”概念，但其“品位”意义是很淡薄的。
　　当然，汉廷以“增秩”、“贬秩”为官员奖惩之法，有时还对一些称职官员给予“增秩留任”待遇，而这就将造成个人的禄秩与职位的禄秩的品级不一情况。我想在这时候，禄秩确实就开始呈现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秦汉政治中已孕藏着对“品位分等”的内在需求了。毕竟，“职位分类”在当代中国也刚刚在尝试之中，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性更不可能纯而又纯。不过，无论增秩、贬秩，都是以职位的确定秩等为基准而上下浮动的，增秩者的日后调迁取决于其才绩，所增之秩并没有构成就任新职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材料反映它可以被带到新职上去。从尹湾简牍看，贬秩者不能够继续占有原职，而是要降职使用的，那么这时遵循的就仍是秩、职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增秩、贬秩之法仍未发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禄秩转化为一种超越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此序列逐阶上升。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仍然是汉代禄秩等级的重要特点。
　　离职再仕之时，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也不是找不着，但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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