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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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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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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之所生，不必君臣为大恶，但无至诚恻怛求治之心，择利害不审，辨是非不早，以小失为无伤而不改，以小善为无补而不为，以阿谀顺己为悦而其说用，以直谅逆己为讳而其言废，积事之不当而失人心者众矣，乃所以为乱也。 [73]
但他心目中的防微杜渐，并不限止于关注“小失”“小善”，其方式亦不满足于微调。在《上田正言书》中，他说：
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所当设张之具，犹若阙然。…… [74]
在《上时政书》中，他说：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
[75]
神宗即位後，思虑“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熙宁元年
（1068年）四月，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其中总结道：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他指出前代帝王（所谓“累圣”）“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76]
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祖宗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祖宗法度理想化。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因仍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是要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治弊防乱的目的。他倡行变法的指导思想，即要根据“所遭之变”及“所遇之势”进行改易更革，以期解决“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77] 的严重问题。
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刘安世在讲到熙宁变法的初始原因时曾说：
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于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
熙宁变法大约百年之後，理学家朱熹多次向他的学生们批评历代承袭之弊，
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馀，欲振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78]
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基本否定熙宁新法的政治派别中间，对于一味固守“祖宗之法”造成的“舒缓萎靡”“苟且废弛”，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王安石从未直斥“祖宗之法”，但他确曾表明自己的立场说：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79]
他也曾经批评过吴申“谨奉祖宗成宪”的意见：
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如何“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80]
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在这一层面上，较之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祖宗之法不可变” [81]、“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 [82]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83]的主张，王安石的见识显然高出一筹。但是，在宋代，真正对于“祖宗之法”的实质有较为深刻认识的，还是南宋时的一些思想家。
三、“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祖宗之法”的内在矛盾与北宋後期的政治
（一）
宋代强调延续性的“祖宗之法”，使人容易理解为“前朝之法，後朝之规”；而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政策法令层面的内容，各个阶段中变更不已，因时因事的局部调整，屡见不鲜。希望通盘恪守，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仅以役法为例，太祖太宗朝的作法绝非一概被沿用——有差役，有募役，有熙宁之令，有元祐之规，前诏後敕彼此抵牾，声称要效行祖宗法度的臣僚们，其实是在各取所需。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蕴含着防范弊政的根本性原则，又包括着时效性较强的政策法令，甚至囊括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具体规章。这样一组集合体，内容互有关联而性质、适用范围各不相同，无疑难以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而恒定地发挥其主导作用。
朱熹在总结本朝政治教训时曾经说：“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故无意外仓促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 [84]
宋代设范立制的目标在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因此而塑就了维系绵密的精细制度。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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