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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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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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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在矫枉的同时却又过正，结果适得其反。就内外格局而言，一方面是强干弱枝，一方面又是守内虚外：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85]
“无意外仓促之变”则已，遇变即应付无着，正所谓“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86]
内政方面的措置亦是如此。作为宋廷处理朝政的核心纲领，“祖宗之法”曾经被崇奉为天经地义；而其内容界定模糊，不同层次的施为混作一体，解释日趋僵滞且流于表面化，从而很容易丧失其可能具有的活力，而沦为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的工具。
即如朋党问题，北宋统治者对于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恰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作为政治利益群体，“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
在宋代，处于社会地位流动、政治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中，士人们凭藉多层面的关系联结为群体、划分为派系，相当自觉地构筑着交错蔓衍的关系网络。无形的社会关系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宋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都潜藏着群体利害关系的作用力。无休止的党争既与这种群体利害密切相关，同时，亦与北宋帝王为使臣下“各不敢为非”而鼓励“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有直接关系。
熙丰变法之後，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再到“建中靖国”，二三十年间政治风云变幻翻覆。这一期间，所谓“正人端士”立于朝者不少，而却未能抓住历史曾经赋予的整奋时机。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政治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君子、小人不参用”的声浪，北宋中期以後日益高涨。这种以政治“立场”观取代理性是非观，以“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旋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从而再无真正的立场与独立性可言。
北宋後期，从朋党之防到党籍之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当时所谓的“朋党”，经常犬牙交错，并不是畛域严格的团体，而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产生、人为推定的“派别”。这只要看看崇宁以来的“元祐党籍”，就完全清楚了。
长期以来，宋王朝有意识地强调礼义道德规范，作为政治法制的补充；而且不惜以功利化的手段予以奖惩、刺激。而在诠释之际，统治集团往往自主观的善恶、义利角度出发，甚至与现实政治直接联系，为“道德”“奸邪”、“君子”“小人”列队划线。终极目标与应用手段、评价标准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之下，一方面，手段的膨胀，使其极易与目的发生错位，“道德”与“刺激”不期然而然地结缘，甚至成为寻求奖赏的工具，所谓“君子”为追求褒扬升迁而力图彰显其立场与“德行”；另一方面，在政治氛围紧张非常的情势下，即使是正常认识差异、学术文化问题亦可能被人为政治化、道德化。对于“一道德、同风俗”的片面追求，不合理地将道德标准过度拔高、涵盖一切，结果恰会导致道德实践的虚伪，真所谓“尊之适所以卑之”。在当时，士大夫个人的道德失落经常受到鄙夷；而政治斗争中集体性的道德失落，却往往隐蔽在道德标准绝对化的高扬旗帜之下。
宋徽宗在位期间，尽管一仍前期诸帝说法，自称“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 [87]，但他与所倚重的蔡京等人恰恰抛弃了祖宗一贯注重的谨慎持重政风。持续数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已经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的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无休止的党派纷争，使得士人间正常平和的人际关系骤然紧张，破坏了以往派系间的大致平衡；而这种制衡关系，本是赵宋的祖宗之法所着意维持的。所谓的“新法”继承人，不仅毁掉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毁掉了不止一代精英人物，也毁掉了赵宋王朝百馀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毁掉了以温厚宽仁“召和气”自诩的北宋。
（二）
宋政权南渡後，被靖康亡国之耻警醒的一些士人，曾经从不同方面总结祖宗成法的得失教训。
除前举朱熹、陈亮等人之外，叶适也曾经痛心地批评“夫以二百馀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的状况，并且进而指出：
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之失策为言。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术，辅之以正论，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举为懦弛之行以相与奉繁密之法。遂揭而号于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泽也，此长久不变之术也。”以仁宗极盛之世，去五季远矣，而其人之惩创五季者不忘也。至于宣和，又加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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