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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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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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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内容，是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的自然产物，并不能由此否认“祖宗之法”的存在。宋代的“祖宗之法”，既有其客观内容，更有其主观意义；应该从“实”与“虚”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一方面，“祖宗之法”的根本精神与宋代诸多法度的深层意义相联系，在宋代政治生活中的切实影响力是无从绕过、无法回避的，无论事实上对于“祖宗之法”采取何种态度的群体，都不得不顾及到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剖析其精神实质及客观影响——是为其“实”；而与此同时，就其整体而言，“祖宗之法”又并非固定具象的实体，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理念，受到追述者主观立场或隐或显的影响，它的内涵远非统一确定，甚至给人一种难以捉摸把握之感——是为其“虚”。
说到宋代政治史中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赵宋的“祖宗之法”，并不等于说，我们分析当时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此作为框架，简单地套用即迎刃而解。尽管如研究者所说，恪守“祖宗之法”会带来政治上的因循僵滞；而实际上，宋代的“祖宗之法”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调整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以往的成规定法有所背离。“祖宗之法”本身从来不是固定永恒的排它性“框架”，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在宋代被意见迥异而如许众多的士大夫所侃侃引论。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然涉及到内核、表象等诸多层次、不同方面，其内容并非凿实确定，而对其理解又远非趋同一贯，故而以是否宣扬、倡行“祖宗之法”作为判断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主要标准，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在宋代历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1] 八十年代後期以来，直接或间接研究宋代“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的论著日多。就祖宗家法之广义进行研究者，如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3期）、唐兆梅《试论北宋的“祖宗家法”》（《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1期）、王水照《“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见氏著《宋代文学通论·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页4—18），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等；就其狭义进行研究者，如张邦炜《论宋代“无内乱”》（《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1期）等。
[2] 有关明代的典型例证，参见许振兴：《论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训〉》，《明清史集刊》第三卷，1997年6月。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一，绍兴二年十二月癸巳条。
[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十一月乙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页382。
[5] 《杨文公谈苑》，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丛书本，页48。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条，中华书局本页887。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四月乙未条，中华书局本页863。
[8] 《宋朝事实》卷二《登极赦》，国学基本丛书本。
[9]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8940。
[10] 《宋大诏令集》卷五一《吕端拜相制》，中华书局本，页261-262。
[11]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中华书局标点本，页9539—9541。
[12] 《宋大诏令集》卷五一《王旦拜集贤相制》，中华书局本，页262-263。
[13] 《小畜集》卷二《送王旦序》，四部丛刊本。
[14] 《国朝诸臣奏议》卷三七《上真宗应诏论彗星旱灾》，宋史资料萃编本。
[15] 《宋文鉴》卷四三，四部丛刊本。
[16] 《小畜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
[17] 《宋大诏令集》卷三《第五表上尊号允批答》，中华书局本页12。
17 《宋会要辑稿》礼五五之一。
[19]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中华书局本页9539。
[20] 《武夷新集》卷一○《文靖李公墓誌铭》。
[21]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中华书局本，页9539。
[22] 《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二，四部丛刊本。按欧阳修此文作于至和二年，即1055年，时距王旦辞世已有三十八年。王旦生前
“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特点相当突出，但文中所说“公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云云，似不曾直接出自王旦之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欧阳修本人的揣度与认识。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一，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丙申条，中华书局本页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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