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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勾勒出一條粟特人東行所走的絲綢之路，這條道路從西域北道的據史德（今新疆巴楚東）、龜茲（庫車）、焉耆、高昌（吐魯番）、伊州（哈密），或是從南道的于闐（和田）、且末、石城鎮（鄯善），進入河西走廊，經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再東南經原州（固原），入長安（西安）、洛陽，或東北向靈州（靈武西南）、并州（太原）、雲州（大同東）乃至幽州（北京）、營州（朝陽），或者從洛陽經衛州（汲縣）、相州（安陽）、魏州（大名北）、邢州（邢臺）、定州（定縣）、幽州（北京）可以到營州。在這條道路上的各個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4]。
北朝、隋、唐時期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爲了控制這些胡人聚落，把薩保納入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當中，以薩保爲一級職官，作爲視流外官，專門授予胡人首領，並設立薩保府，其中設有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府長史、薩寶府果毅、薩寶府率、薩寶府史等官吏，來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行政和宗教事務。從史籍和墓誌輯錄的材料來看，從北魏開始，中原王朝就在都城洛陽設京師薩保，而在各地設州一級的薩保。我們見到有雍州、涼州、甘州等地薩保的稱號。以後西魏北周、東魏北齊都繼承了此制度。北齊有京邑薩甫，諸州薩甫。《康元敬墓誌》裏還有“九州摩訶大薩寶”的稱號，可能是北齊管理全國薩保府事務的官職，也可能是京邑薩甫——北齊都城鄴城的胡人聚落首領[5]。北周有京師薩保，墓誌材料還有涼州、酒泉、同州、并州、代州、介州等州一級的薩保，如新發現的史君墓主人是涼州薩保，安伽是同州薩保，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檢校薩保府的官員，即虞弘。隋代有雍州（京師）薩保和諸州薩保。唐朝建立後，把正式州縣中的胡人聚落改作鄉里，如西州的胡人聚落設爲崇化鄉安樂里，敦煌則以粟特聚落建立從化鄉，兩京地區城鎮中的胡人同樣不會以聚落形式存在，但邊境地區如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胡人聚落，應當繼續存在，因此薩保府制度並未終結，所以《通典》卷四○《職官典》以及其他史料仍有薩寶府職官的記錄，事實上，北朝隋唐的中央政府對粟特聚落的控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所見最早的有關粟特商人在中國活動的記錄，是斯坦因（A. Stein）在敦煌西北長城烽隧下面發現的粟特文古信劄。這是一組住在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寫給家鄉撒馬爾干或西域樓蘭等地的粟特商人的信件，不知何故被送信的使者遺失在那裏。經過學者們的解讀，我們得知這是公元4世紀初葉寫成的，主要內容是報告粟特商人以涼州武威爲大本營，派出商人前往洛陽、鄴城、金城（蘭州）、敦煌等地從事貿易活動，因爲晉末中原的動亂，致使經商的粟特人也蒙受打擊這一情況，通過信劄所述內容我們還瞭解到他們行蹤之遠，以及經營的貨物品種——香料、布匹等[6]。
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在撒馬爾干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北邊境地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在這個貿易網絡的交彙點上，建立起殖民聚落，作爲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吐魯番出土有高昌國時期的《高昌內藏奏得稱價錢帳》，就反映了在高昌地區進行貴金屬、香料等貿易的雙方，基本都是粟特人[7]，也就是說，從西方來的粟特商人把大宗貨物運載到高昌，由高昌的粟特商人買下來，再分散或整批運至河西或中原地區興販。辛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教授曾據印度河上游中巴友好公路巴基斯坦一側發現的粟特文巖刻題記，指出粟特人不僅僅是粟特與中國之間貿易的擔當者，也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擔當者[8]。結合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發現的粟特文買賣突厥地區女婢的契約[9]，我們也可以說，粟特人還是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之間貿易的擔當者，即如姜伯勤教授所強調的那樣，粟特人實際上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10]。大概正是因爲從北朝到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所以我們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現代舞劇《絲路花雨》所描寫的絲綢之路上的波斯商人，在唐朝時期更多是活躍在東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魯番，在北方絲路沿線發現的大量的波斯銀幣和少量的羅馬金幣，應當是粟特人貿易的印證，而不是錢幣源出國的波斯人和拜占廷人[11]。
粟特人建立的殖民聚落，可以舉蒲昌海（羅布泊）地區的聚落作爲典型。據敦煌文書《沙州伊州地志》和《沙州圖經》記載，這是“貞觀中（627－649年），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鄯善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這也正是我們稱這類胡人殖民地爲“聚落”的根據[12]。在鄯善（後稱石城鎮）一帶，還有隨康豔典而來的粟特移民建築的新城、蒲桃城、薩毗城，反映了粟特人城居生活形態和善於種植葡萄的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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