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afer）教授用“撒馬爾干來的金桃”來涵蓋唐朝所有的外來物品[19]，是極有見地的看法。而粟特人用他們擅長的語言能力，在絲綢之路沿線傳播着各種精神文化，這包括他們的民族信仰祆教和後來皈依的佛教，安伽、史君、虞弘墓的祆教祭司形象和敦煌出土的一批粟特文佛典，是最好的證明；而且，還有一些粟特人成爲從波斯向中國傳播摩尼教、景教的傳教士，吐魯番發現的粟特文摩尼教和景教文獻，應當出自他們之手。此外，能歌善舞的粟特人以及他們翻領窄袖的衣着，也深深影響着唐朝的社會，引導着時代的風尚，成爲繁榮昌盛的大唐文化的一個形象標誌。
[1]關於粟特王國的古地今名，參考張廣達爲《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所寫的相關條目。粟特歷史，則請參考《中亞文明史》1－3卷漢譯本相關章節，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2003年。
[2]榮新江《薩保與薩薄：佛教石窟壁畫中的粟特商隊首領》，提交“粟特人在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2004年4月23－25日。
[3]吉田豐《ソグド語雜錄（II）》，《オリエント》第31卷第2號，1989年，168－171頁。
[4]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7－85頁；收入《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37－110頁。
[5]本書圖版34及榮新江解說。
[6]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ed.,. M. G. Schmidt and W. Bisang, Trier 2001, pp. 267-280; F. Grenet, N. Sims-Williams, and E. 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 1998, pp. 91-104.
[7]朱雷《麴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期，1982年，17－24頁。
[8]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 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 1996, pp. 45-67.
[9]吉田豐、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館《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ド文女奴隸賣買文書》，《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V，1988年，1－50頁＋圖版一。
[10]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50－226頁。
[11]榮新江《波斯與中國：兩種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劉東編《中國學術》2002年第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61-64頁。
[12] P. Pelliot, “Le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ou king’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on du Lob nor”, Journal Asiatique, 11 serie 7, 1916, 111-123；馮承鈞譯《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年，25－29頁。
[13]本書圖版82－83並林世田解說。
[14]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111—168頁。
[15]池田温《8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第1号，1965年，49—92页。
[16]羅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30，185－196頁；本書圖版19及畢波解說。
[17]榮新江《安史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2003年。
[18]張廣達《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77—204頁；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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